对话陈志武：改革其实是很简单的事

编者按：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应该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出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评价这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到底是得益于什么？到底该如何解决当前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的改革到底应该向何处去？这些都是我们当前亟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为此，和讯网评论频道特别策划了“改革开放30周年百人谈”大型系列访谈节目，邀请相关专家对改革开放热点话题进行访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进行访谈，下面就是本次访谈的精彩内容。

改革其实就是把对人们的各种束缚解开

郭哲：各位和讯网友，大家好。我是和讯网评论频道的郭哲。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来和广大和讯网友进行交流。陈志武教授现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教授每年在中国的时间不多，所以今天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陈老师，请和和讯网友打个招呼。

陈志武：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和讯网友、跟一些平时认识和还没有见过的朋友有这样一个机会交流。

郭哲：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可以说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人们对改革开放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分歧，那么从整体上您怎么评价我们这30年的改革开放？

陈志武：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对于我这样60年代初出生的人来说，基本上从头到尾都经历过、看到了，对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况也大概有所了解，1978年的时候我正好是高中毕业，我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我觉得改革前后最大的一个基本差别，是给个人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多，就像中国政法大学一位教授所说的，他说其实回想起来3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把每个人想要做什么的手脚不再捆起来，给每个人的工作有更大的自由，让每个人可以做学者、工程师、官员，要创业也可以，比如说80年代在农村，农民生产什么东西原来是严格控制、管制的。但是从78、79年开始，农民通过包产到户，你要生产什么都可以自己规定。生产好了以后到哪里去卖？最开始的时候粮食要送到粮站，肉猪必须卖给当地的肉联厂，都由国家来统一按照官方的价格买过去。但是后来这些都放开了，你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拿到哪里去卖、按照什么价格去卖等等这些完全都放开的。

这位教授的意思是说，改革其实是这么简单的事，就是把以前方方面面规定人们不能做事的束缚解开，让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按照更自然的方式，回归到本来应该有的状态。因为我们作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应该享有一些最基本的权力、最基本的自由。在文革期间在改革开放之前很多自由都被拿掉了，除了找工作的自由、销售的自由没有外，在社会生活方面也没有那么多的自由，比如说什么时候结婚、住房的问题。现在关于房地产的问题争论很多，大家都说房价太高买不起，在我看来跟78、79年甚至90年代之前的中国相比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好的问题，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富贵病”，这个大家都希望得到更好的房子、改善居住条件。但是原来这个大家是都不敢想象的，你那个时候要得到自己房子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结婚。

所以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有很多为了分一套房子就勉勉强强的结婚的人。现在想一下，有了住房市场自由化以后，用不着为了分一套房子而随便跟一个人结婚，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大学刚刚毕业、研究生刚刚毕业就买了自己的房子，有了房子以后再去找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

这个情况跟原来为了一间小小的房子（没有自己的厨房、没有自己的卫生间）随便跟一个人结婚简直有了天壤之别，这对于个人的生活空间来说是带来了根本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如果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这样做的话，即给街上过往的人随机的拍一些照片，看他的面部表情反映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每个月都拍几张这样的照片，按一个时间序列一直拍到今年。如果真有这样的照片，大家会看到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不只是房子多了、高速公路多了、收入水平增长了、汽车多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好多了，说到底这些发展还是围绕人来发展的。

除了解决人的吃住行的温饱问题以外，最重要的是，人不是一个只吃东西要活下去的人，人是有自己的思维能力的，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自己精神世界和思想世界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重构这个历史的话会很有趣的。

“中国奇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科技进步及国际贸易新秩序

郭哲：在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是这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就如您刚才所描述的一样，这让整个社会包括每一个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很多人都说是一个奇迹。但是也有人通过横向对比后认为，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并没有多么的了不起，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志武：我们搞经济研究的人总喜欢用一些数据，我知道现在国内很多的学者，年轻或老年的学者、业余爱好者等等，说中国是为了GDP而GDP，我也赞成这种观点。但是我也认识到，为了更精确判断一个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我们需要很多的指标，GDP只是其中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跟其他我们更关心的一些指标的关系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强调一下，不应为了GDP而GDP，但是从GDP本身来看的话，根据实际购买力算，1980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相当于450美元左右，到了现在大概是8000多美元，这个不是按照官方的汇率计算的，但这个的确是翻了很多倍。

从纵向来看确实是一种奇迹，30年的时间人均GDP翻了这么多倍。但是从更长远的跟全世界来比较，特别是跟西方国家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国过去30年有这样快速的发展，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只要一个国家愿意让自由市场发挥效率，人们有更多创业的资源去改善自己生活的空间，包括我们找工作的时候都有自由的话。我们会发现过去两百年的工业革命给中国创造的机会提供的先决条件确实是非常大的。

根据一位经济史学家做的一个测算，如果从全球来看，用全世界人均GDP做出一个指标，如果我们想看看全世界人均GDP在过去2000年的变化情况。我们会发现公元元年世界人均GDP是500美元左右，那时候跟中国也是差不多的。

大家公认的工业革命是1780年，从1780年工业革命的起点到1880年的时候，世界人均GDP大概是1100美元左右。

换句话说，即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花了1880年世界人均GDP才翻了一倍。中国人均GDP从公元元年到清朝结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当然经济总量中国总体的GDP在乾隆时期、鸦片战争之前确实有很大的规模。

郭哲：有数据说当时中国的GDP占全球的30%左右。

陈志武：具体是多少还不好说，但中国当时应该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3亿多人，按照人均GDP来算的话，从公元元年到清朝结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经过民国几十年的发展，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到1973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比公元元年大概增长了40%左右。

但是那时候全球人均GDP大概是翻了6倍左右，所以世界GDP的增长基本上是从1880年以后。到1978年中国要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电力工业已经进行了100年，电脑也出现了。

所以这些方面的发展，我们回过头来看的话，上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的时候，中国愿意把人们的手脚放开进行自由市场化的改革，同时对外开放了以后，整个世界实际上已经在中国国门的门口送来了很多我们今天熟悉的技术。

在我看的话，比如说今年中国的GDP本来要28、29万亿人民币这么多，但是这么多GDP算一下大概有超过85%、86%都是来源于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中国的方方面面的新技术，不管是我们现在用的电脑还是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电力，我们都说国家电力公司、华能、中国移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等，中石油我知道去年一年整个收入是8000多亿人民币。所有这些大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管是百度还是无锡尚德，还是其他我们熟悉的民营、私营公司，这些都是围绕着从西方引进新的技术出现了新的产业。所有这些我们都知道，基本上都不是在中国发明的。

郭哲：所以可以说“中国奇迹”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全球科技的进步。

陈志武：还有就是得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新的秩序。

30年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没有同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郭哲：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我们作出了很多很好的决策，但是也不可避免的有很多的失误，您认为这30年我们有哪些重大的失误？

陈志武：我觉得要谈重大失误的话，就要回到杨小凯先生和林毅夫先生当时的辩论，即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问题，90年代错过了好几次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制度改革的机会，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的话，在八九十年代错过的改革机会现在要补回来。

我说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因为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模仿、通过引进非常成熟的技术让中国能够比原来更加充分的利用廉价劳动力，让中国变成世界的工厂，通过我们自己人力的优势，借用总体的发展机会搭上世界全球化的便车，让中国在3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均GDP好几倍的增长，这就是林毅夫讲到的后发优势的方面。

但是正因为通过模仿可以让中国发展的这么快，这么短时间的发展总量这么大。这个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有的时候来的太容易的话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感觉所有的成就都是因为我们自己，而不是外来提供的，不是别人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发展和基础方面，世界贸易秩序方面的积淀给我们提供的结果。

这种行为偏差表现之一，就是功劳都是自己的，错误都是别人的，说西方国家有阴谋、妒忌，有中国威胁论，给中国设置各种障碍。这样让我们很容易把很多本来应该做的制度性改革、民主性的发展都不做，甚至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比如说你看过去30年没有这些东西，中国的经济也是每年按照近10%或者更高的速度发展，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有没有民主、限制、法制，对于经济发展都不是很重要。

郭哲：现在有人经常拿中国跟印度比，说印度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而且他们比我们基础要好，但他们现在发展的远远不如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民主等这些东西。

陈志武：这一点我跟一些学者、朋友交流的也比较多。正因为从总体上来说不可避免的有行为方面的偏差，比如说以前总讲不见棺材不掉泪，确实是这样的。

过去200年西方国家工业发展，带来的贸易机会和国际贸易的秩序，这个不只是给中国提供了机会，也给印度、俄罗斯、越南各个国家都提供了机会。为什么印度没有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初利用这些机会，而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2001年加入WTO利用了这些机会呢？恰恰是因为印度从1947年独立以后建立了民主的体系，使得印度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都没有经历过中国的三年灾害几千万人死掉、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遭遇。在当时来看正是民主制度给印度提供了保障，让他们政府官员和决策人，不至于通过专制、集权给印度社会带来这么多的灾难。

这样来看从某一种意义上说民主制度更多的是保持稳定，民主制的特色之一就是让一个国家的决策不是几个人说了算，而是让大多数人说了算。而人都比较偏好稳定而不喜欢变化，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你如果要做大的，改革人们生活方式的话，跟民主制度是有一定的矛盾。

陈志武：更何况印度也没有经历过中国经历过的遭遇。像1980年的时候按照实际购买力评价来算的话，印度的人均GDP差不多是680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大概是440到450美元，印度的人均GDP比中国要高50%左右。他们当时的收入比中国要好，而且他们也没有经历过灾难，所以在那时候让他们产生改革的动力也没有。

一直到1992年印度才放弃计划经济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原因是中国在80年代发展的这么快、发展的这么多，这样就给印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才那样做。相比之下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还有一系列其他的政治运动，把中国社会推到一个绝境，也使得中国社会如果不选择根本性改革的话，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了。

也可以说中国是因祸得福，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但是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只有有了危机才开始产生所谓改革的共识，接受这种变化。

　　农村改革的关键是让农民走出农村

郭哲：我们改革最早是从农村开始，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最早的改革确实让农村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但现在来看农村的情况不是很好，如严重的四农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陈志武：这里面的因素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简单的讲讲，而农村的问题、农民收入的问题，以后只有通过城市化，让他们进入城市让他们找到非农的工作，才是唯一的根本的出路。

大致来说原因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很明显的，城乡户籍制度的限制，到现在出生在农村的人要进入城市拿到城市户口还是会有很多障碍。虽然跟前些年相比已经好多了，但是今天真正的农村人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就业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落户，他们的小孩也没有办法跟城市的小孩一样享受同样的待遇。

这些是制度性的障碍，跟我考大学的时候比，现在城市、农村之间在受教育和就业时候的差别比78年、79年大多了，素质方面、机会方面的鸿沟使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个是农村跟城市比在过去20多年遭遇越来越差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农业的发展。因为农村主要是生产粮食和其他的蔬菜、食物的，但是因为每一个人每天真正需要的热量不能超过3000卡路里。所以在那个意义上说农村可以发展的很快，生产的利益也提高，生产的蔬菜品种也越来越多，但是每个人每天需要的热量就是3000卡路里，不能说因为你有钱就可以每天吃20顿饭，这是不可能的，是肯定会长胖的，这是因为人对食物的要求存在一个上限。因此你可以在猪肉、牛肉、鸡肉、鱼、蔬菜之间找不同的搭配，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超越3000卡路里这个热量的上限。

随着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农业占GDP的比重肯定只会越来越小。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农业占中国的GDP大约是70%左右，现在大约是15%。

农业跟电脑行业跟百度这样搜索引擎行业等新兴行业是不一样的，百度没有取代任何传统工业，电脑和软件也没有取代什么原来的工业。所以有了百度、电脑这样互联网的服务，有了汽车行业，这些行业对GDP的贡献是纯粹新的贡献，是新的成分，没有取代任何原有既定的GDP成分。

而农业是替换式的，非农服务业产生的贡献、制造的价值，都是对一个国家、社会全新的贡献。所以我们为了解决农民的问题，就是要让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找到非农的就业。

　　国企改革暗箱操作是必然现象

郭哲：除了农村改革外另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现在是争议很大的一种改革，如何看待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企业员工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大量下岗、国企管理层和基层员工的收入差距急剧加大等等诸多问题？

陈志武：我讲几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前几年强调了很多，必须要强调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中国的制度和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民营化、私有化的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要改革国企的效率。大家都知道，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原来国有的体制下，我们会思考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在过去100多年在很多国家都已经试验过，公有制同时伴随着权力的失控，这两者为什么都是同时出现？

我觉得权力不受控制，同时经济生产又是国有、公有的话，以这个状态作为改革的起点，那个改革的过程必然会国有资产流失，必然会有黑箱操作，必然会产生腐败。

我们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在以前的状态之下，对权力没有制衡，没有可靠的制约，没有民主的制约，也没有新闻媒体的制约，所有要改革的公有制国家都没有对权力可靠合法的制约。

之所以要改革就是改变这种状态，因为改革就是要改变权力不受制约的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是黑箱操作，至少会有相当一部分不受制约的权力，在私有化、民营化中间起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从某一种意义上必须要依赖现存的权力，从原来的公有制不受制约的权力状态，过渡到私营化的民营制度，让法制发挥作用。这个转变中间，必然是在权力没有办法受到可控的状态下进行的。这个时候出现腐败、出现黑箱操作，行贿受贿、国资流失是不可避免的。

俄罗斯的改革很糟糕，因为他们创造了很多寡头，在幕后有很多的交易，中国似乎没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抱怨表明不是没有这种情况，而是表现的形式不一样。所以不管是俄罗斯的改革、还是中国的改革，由权力从不受管制的状态到受监督的状态，不管怎么做都会造成一些黑箱操作、行贿受贿。

除非改革的方式能够像捷克那样，完全把所有的国有资产和政府管制的固定资产资源都放到一个基金里面，由大家拿到基金的股份或者是拿到私有化的票券买他们喜欢的企业，完全是透明的人均一份，只要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每个人得到的份数都一样多。只有按照这种方式操作才透明，无论是俄罗斯式的操作还是中国式的操作，都会出现一部分黑箱操作。

当然，我说这个话，不是为具体的管理层收购等在民营化过程中一些捞油水的人辩护。只是说要认识到在这样一个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怎么办，因为已经看到了结果了是比过去的状态好很多。在这个过程中间因为起点是那样的，是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民营化、私有化就是要让权力受到制约

郭哲：以前我们有个改革方向是国退民进，我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吴敬琏老师有个课题就是专门做的这个，但现在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民营企业活的越来越艰难，少数垄断性国企的利润可能就占了全国企业盈利的绝大部分，为什么会这样？这对我们的经济、社会意味着什么？

陈志武：在我看来这个一点不奇怪，也是杨小凯讲的后发劣势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方面。因为你想想，任何一个行业只要有国有企业进去，因为国有企业是有国家背景的，他背后的国家是可以合法改变规则，也可以合法使用规则，在这样情况下任何行业里面只要有国有企业存在的话，那个行业里面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法制建设必然会越来越困难。

这个道理很简单，法制的特点就是法制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一个是国有企业背后的股东是国家，另外一个是私营企业背后股东是私人，当这两方在法庭面前出现的时候，谁能够得到更多的保护？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样情况下，我这几年也一直强调，国有企业是不是要民营化、私有化，不仅仅跟国有企业效率更高还是民营企业效率更高有关，就是一个人花自己的钱更心疼还是花别人的钱更心疼，这个方面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过去30年国有企业改革讨论的焦点问题。

除了这个因素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非常重要的更深远的影响。如这些国有企业、国有资产都民营化或者是私有化，从国家很多经济领域里面退出来，通过国退让民进来。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到了最后，第一各个行业的法制、整个社会的法制很难发展，因为这样有特权的企业进来以后，真正的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的日子就没有办法过了。第二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模式都会带来非常大的约束性。

最近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如果由国家掌握中国社会主要的资源、资产和财富，同时也主要由国家来独享这些资源的分配，把税收都交给政府的话，最后只会进一步强化政府在中国经济决策、消费决策、投资决策中间的垄断地位。同时，会弱化民间经济决策的控制权。这样会产生一个必然的结果，即让中国经济增长继续靠投资而不是靠消费。因为消费是民间的消费，你要让老百姓消费首先要给他更多的财富，如果没有财富的话消费怎么能够上来？

如果现在仍让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当中唱主角，保留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是靠投资，靠高污染、靠重工业的项目给中国带来进一步的经济增长。

但是这种增长模式现在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特别是目前全球经济有明显衰退的环境和趋势之下，依靠投资同时依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过去30年也许可以，但是在未来阻碍会越来越大，可持续性也是一个问题。

　　政府控制绝大部分社会财富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建立

郭哲：我们刚才也谈到法制社会了，市场经济可以说就是一种法治经济，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要建立法治社会，但现在的状况似乎并不乐观，到底是什么制约了法治社会的建立？我们该如何做才能真正的建立法治社会？

陈志武：法制社会的核心基础是让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有更多的收入、更多的财富，让我们有所有，如果我们都是无所有的，只是国家拥有一切的话，就逼着我们个人从国家权力里面要生活、要饭吃。在这种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处于被动的、处于求国家、求政府位置的话，我们每个人是不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因为你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来自于权力方面的威胁，权力掌握在政府手里，而政府又掌握我们的饭碗，那你怎么能拿起法律武器来要自己的利益？

所以从这种逻辑上来说，只要一个国家主要的经济收入掌握在国家、政府手里，这个国家的法制发展就会很艰难。

这些年本来是想国退民进，但是后来随着国资委的成立，不仅仅没有让国有企业从更多的竞争性行业里面退出来，反而是国资委进一步巩固了权力，而且扩张了权力。所以不仅没有做国退民进，而是反过来国进民退，就是让第二次国有化有了基础。

在这个时间进一步的国进民退，让国家在各个领域进一步起到垄断的地位，这个对中国法制建设是根本性的挑战，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倒退。

根据我计算的话，现在国有资产在整个社会生产性财富占了60%、70%，就是财富有四分之三是由国家控制，只有四分之一是民间控制，这样的控制结构对法制的发展、人们的权力被尊重、个人空间的保护都是非常不利的。

缺乏民主监督的财政预算体制让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入过少

郭哲：我们现在谈到中国的改革，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对教育、医疗、住房制度的改革，这些可能也是现在受人们诟病最多的改革。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志武：在目前政府收入不是太少的前提下，政府收入增长速度比任何人、任何群体的增长速度都快。在这样大的背景下，本来政府有很多钱可以完全把所有中国人义务教育的费用担当起来。

但是实际情况是，在没有实质性的对于权力、财政预算民主监督的体制下，尽管国家每年花的钱非常多，但是实际上投入到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钱还是非常的少。

比如说去年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和就业保障方面总的开支才6000亿人民币，只是占整个国家财政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从这个差别就可以看出来，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基本上是黑箱操作出来的，而不是得到媒体和社会，特别是全国人大非常广泛、透明、公开的酝酿和讨论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本来政府掌握这么多钱，完全可以为解决九年义务教育的问题。还有医疗应该保障最底层，这几年关于医疗改革的讨论是非常激烈的。

大体上一些教育领域是可以市场化的，但是另外一些教育领域是不能市场化的。比如说义务教育是不能市场化的，除了国家提供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之外，还有现在的民办学校也很火热。

九年义务教育国家要提供保障，但是教育的提供方在民办和官办之间必须有竞争，才能把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进一步改革好。在大学、研究生、职业教育、EMBA等等这些应该更加市场化，国家对这方面的管制不仅仅是没有必要，而且应该是整个教育越来越开放和越来越活，教中国学生怎么样创新、怎么样有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家只追求考分。

教育部门对教育过渡管制的结果，必然是让很多东西都标准化，让各个地方的学生学到的内容、得到的引导都千篇一律，整个社会每个人都像机器一样，这跟整个社会的发展是相背离的。

今后改革的最大动力可能来自于媒体和社会

郭哲：改革进行到今天，如果要继续深化下去的话，就必然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现在恰恰只有这些既得利益者才有能力继续推动改革，所以可以说现在改革的推动者恰恰是改革的最大的阻力，因此现在改革每向前迈一步都很艰难，而且现在不少改革还是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借改革之名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这实际是一种倒退。如何才能打破这种僵局？这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改革到底该向何处去？

陈志武：其实，我觉得改革最大的动力可能是来自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社会，而不是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知道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年轻人，包括一些学者都会说中国有没有民主不是那么重要，法制也不是很重要的，像刚才说的过去30年这些东西也发展的很快，所以很多人会有错觉，就觉得民主不民主、法制不法制，对于发展的问题、生存的问题、生活的文化都没有什么影响。

但很遗憾的是，一方面因为现在对权力的制约体系并没有真正的成型，所以我们看到去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31%，而今年到目前来看，根据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有可能国家财政收入相对于去年会增长40%甚至是50%。

所以在行政部门的征税权不受任何制约，跟其他的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在民主宪政的国家里面，征税权一般是被控制在国家的立法机构手中，这样的话在增加新的税种或者是调高税率的时候，必须是由老百姓选举产生的议员投票通过才可以增加税种、调高税率。

但在中国不一样，似乎很多部门都可以随意增加税种、调高税率，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也帮着他们找接口增长各种各样的税收名义和品种。

但是，这样做以后没有几个人真的去问，政府拿到这么多的税收以后在干什么，是不是政府每收上去1块钱又给民间社会回馈1块钱的服务，带来1块钱的好处？

我知道好多搞经济学研究的人总喜欢说，政府征税的话是为了实现第二次分配、为了实现转移支付。这些听起来都非常不错，但是我们很多同仁都忘记了，你要通过征税来实现第二次分配、实现转移支付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税征上来以后是怎么样花的，有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财政预算过程，人民选出的代表在这些钱到底怎么样花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发言权，是不是会把每一块钱的税收都花到该花的地方？

如果没有办法实现真正合理的、受到监督的第二次分配和转移支付的话，这些钱收上来只是给一些人违规操作、腐败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如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更豪华的汽车等。如果以不同的名义征收的税都是做这些东西的话，老百姓没有理由多付那么多的税。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说中国必须要推出物业税，就是张三、李四买了一栋房子，价值是20万也好、30万也好、100万也好、300万也好，都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让政府每年从你房子价值里面拿走5%、10%、20%或更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政府征收物业税以后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的付出跟政府回馈到我们手里面的、回馈到整个社会里面的服务和好处是不是相配？如果不相配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的不到任何服务的时候，任何一块钱的税都是太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给中国老百姓帮一个忙，就是不要随便提出征物业税等等的税，如果再这样的话，在没有任何方式保证大家交了这么税可以给社会回馈相对这么多的服务和公共产品、方方面面的便利、社会福利的话，还不如不收，因为你这样做是给整个社会帮了倒忙。

我觉得最后一旦更多的老百姓看到越来越不受制约的权力，把本来属于他们的收入、属于他们的财富，以各种名义征到国家手里面以后，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更多的人对此就会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所以说，权力制约、民主宪政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牵扯到每个人的腰包，每天的工作、每个月的工作、每年的工作可以带回去多少的收入，还有房子是几年以后真正属于你的。这些问题涉及到目前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最后的既得利益者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我觉得互联网和传统媒体，还有那么多有良知的学者和其他的业界人士，大家都会从不同的方面把问题讲出来、挖掘出来，这样的话即使是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意做出更根本性的，让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稳定增长，同时又可以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性改革，那样的改革也是不可避免的。

500年以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运作很好的权力制衡的制度。17世纪末期权力制衡运作比较好的是在英国出现的，后来到18世纪末期在美国出现。但是其他的西欧国家、其他的现代民主国家，基本上是在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发展起来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权力被滥用让我们感到很难受，同时我们很多人会说在中国要实现民主宪政，不管说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还是现状的问题，都觉得很悲观。但是我并不悲观，当我们看到世界范围内除了少数几个国家是在19世纪后半期之前就建立了民主宪政体系，绝大多数今天的民主宪政国家都是在19世纪后半期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所以就这个情况来看，中国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不是说会不会出现民主宪政，而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在现在交通这么发达，经济这么发达，所有的权力都可以调动任何资源为他们所用。而像以前皇帝，他们权力不受制约，但是很多事情想要做这些也不可能，比如他们没有现在的这些交通运输工具，让他们把喜欢的东西都搬到想要搬到的任何地方，他们是做不到的。所以权力的概念就不是抽象的了，而是非常具体的，是涉及到每个老百姓的权利能不能受到保护的问题了。

郭哲：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访谈只能到此结束。再一次感谢陈老师接受和讯网的访谈。

和讯网采访链接：http://opinion.hexun.com/2008/czw/

　　陈志武：“面对经济难题，应为居民和企业减税、退税”

　　本报记者 李静睿 实习生 郝希良

　　《新京报》2008年12日

　　经济困境伴随财政超收：一个很糟糕的局面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今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你是否同意这一说法？

　　陈志武：挑战的确很大。以往，我们常谈到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性，谈到如果不转型会给经济带来什么挑战，比如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需导向，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转为消费，从重化工业主导转为轻化工业服务业主导，等等。这些问题这几年一直存在，现在也在，而且必要性越来越高。但今年的情况更为复杂，全球资源型商品价格在猛涨，石油价格比去年涨了一倍多，这给中国经济产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企业本来就是微利生存。

　　最近到湖南、江苏和上海，普遍听到的是中小企业感觉压力巨大，因为原材料再猛涨，但终端产品提价空间有限，加上新的《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让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许多，很多企业已经难以支撑。

　　新京报：但与之相伴的却是财政收入的大幅度超收，这样的局面是否正常？

　　陈志武：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局面。根据我的了解，在湖南一些地方，他们估算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可能在40－50％，比去年的31%高出许多，全国的情况应该也差不多。

　　过去这么多年中国改革的重心都放在了经济领域，没有在根本政治制度上进行实质性改革，我认为目前中国最需要改革的领域之一是：政府部门增加税种和税率的权力没有受到实质性约束，应该改革为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推出新税种和提高税率的权力，征税权至少也要放回到人大常委会的层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部门都有这个权力。这样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行政部门层出不穷推出新税、新费，去年财政税收增加了31％，今年可能更多，这样下去对于企业还怎么去谈激励？如果有一天每赚一块钱就有五毛上缴给国家的话，企业还怎么活？而且在个人层面上还有这么高的个人所得税，这样大家都在为抽象的“国家”干活。

　　新京报：去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是5.1万亿，这到底是不是好事？

　　陈志武：不是个好事。很多学者和官员在看到税收占GDP比重的时候，总是喜欢和美国等这样的私有制国家直接比较，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美国只有非常少量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土地，但是中国土地都是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很多重要行业都是由国企所垄断。有人说国企改革取得很大成效的标志之一就是央企数目由196家变为150家，但你不能不看这些国有企业涉及的资本额和规模是多大，单纯看国企的数量没有意义。中石油是最典型的例子，它的市值最高的时候曾经超过一万亿美元。所以，在分析中国政府的规模有多大时，不能只看政府财政税收有多少，而且也应该把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增值的总额包括进去，这两者的总和占GDP的比重才跟私有制国家的财政税收占GDP的比重具有可比性，否则会低估中国政府收入的水平。

　　如果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分享中国总收入的三大群体，那么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如果把政府的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增值都包括进去，中国收入和财富在政府手中的集中度就更不得了。这就是在征税权不受民主宪政制约的情况下，必然会看到的政府占总收入的比例会越来越高的局面，经济增长的好处越来越多地由政府享受，老百姓分享到的越来越少。

　　“国退民进”不能因方法缺陷而暂停

　　新京报：一个过于庞大的政府会带来哪些问题？

　　陈志武：问题太多了。如果这样下去，中国没办法称为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因为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越有钱，政府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好处就会越多，让民间分享的就会越少，最终在经济上会表现为产业结构更为重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个人的生活空间也会越来越小。说到底，一个过于庞大的政府让人民对政府更加没有约束力、没办法给老百姓一个伸张自己权利的经济基础，让一方可以随意用权、另一方只有收受的份，两边没有谈判的空间。这从根本上有悖于多年主张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

　　现在中国很多改革停滞不前，有一个很核心的原因就是国有资产太过庞大、政府管制太多。过去我们是在快速工业化，改革初期让国家拥有社会资源、掌握资源的调配权可能更有利于基础设施的快速投资、有利于工业基地等等的建设，国有制安排有它积极、有效的一面，但是，现在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好、工业产能已经过剩，我们希望转型发展第三产业并靠内需增长，国有资产太多并且政府收入太高就是非常不利的了，现在的这种增长模式也没办法持续，应该把消费和投资的决策权从政府还给老百姓，而把国有资产和土地的产权均分给老百姓，便是实现这种决策权从政府还给老百姓的具体途径，否则中国经济很难保持以往的增长势头。

　　新京报：中国的民间财富和国有财富到底有什么差距？

　　陈志武：国家发改委曾经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这个数字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 一。

　　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新京报：但是中国前几年一直有警惕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你怎么看待？

　　陈志武：那个争论是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争论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只看到“国退民进”中方法问题，所有的指责都放在MBO的手法问题上。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缺位的条件下进行管理层收购，那会带来问题，这一结论当然会成立，这不奇怪。但是，我们知道，在没有民主宪政的社会里进行国有资产的民营化， 除了人均同样一份的分配方案外，其他任何方法安排必然会因黑箱操作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不公平。我们必须要把当时的民营化运作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来看待。所以，我们说在中国没有进行民主宪政改革的时候，私有化进程必然会存在很多问题，这是毫不奇怪的，这是现有制度化架构决定的。

　　最理想的“国退民进”是全国老百姓都分一份国有资产的股权，或者是国有资产基金的股权，然后让这些股权能交易。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有了18年的证券交易经验，连开放式基金的账户就有一亿多，所以，在以这种方式私有化方面，今天的中国比当年的俄罗斯和东欧更有操作经验，不会出现在当年的俄罗斯和东欧发生的问题。

　　脱离健全的公共财政制度谈“二次分配”没有意义

　　新京报：还富于民的另一个模式是通过“二次分配”，但是你曾经在文章中疑虑政府通过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以实现“第二次再分配”并且降低收入差距的效果，为什么认为这难以实现？

　　陈志武：很多人对“二次分配”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当然经济学教科书上都会说税收是二次分配和转移支付的工具。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是有一个基本前提假设的，那就是政府花钱的过程、预算的过程是公开透明的，是有实质民主监督问责的，这样才有制度基础。但是现在中国对预算没有实质民主监督，也没有媒体参与的广泛公开讨论。脱离健全的公共财政监督制度，单纯谈“二次分配”就没有意义，就只能是一种梦想。

　　比如三农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每年的投入都会增加几百亿、上千亿，但是如果你把过去两、三年的增长百分比幅度算一下，会发现虽然绝对数字很高，但是增长的速度和政府整个的财政预算增长速度是同步的，这说明花钱的权重没有任何变化。

　　只有在政府预算有广泛公众参与讨论、有立法机构公开听证，只有当征税权回收到全国人大，某种意义上的“二次分配” 才有可能。

　　新京报：中国正在酝酿分税制的改革，你认为合适的切入点应该是怎样？

　　陈志武：当然最好的办法首先是中央和地方都要减税，但是不能只从技术层面谈这个问题，必须要和政治制度配套，比如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地方一些和中央谈判的空间？当前我认为比较有操作性的是减少政府层级的数量，因为政府层级越多，雁过拔毛的地方就会越多。另外当然是限制行政部门征税、加费的权力。

　　新京报：但是中国政府正在致力打造一个强大的民生政府，这是否压缩了减税的空间？

　　陈志武：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财力保证在减税的同时加大对民生的投入。财政部长谢旭人曾经说过，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这笔钱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但是，在没有国有资产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所以即使政府财政收入没有增加，也可以增大对民生投入的比重，这两者是不矛盾的。

　　新京报：在税收暂时还没动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做什么？

　　陈志武：直接退税钱到人民手里最好，美国可以给老百姓退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退税同样也可以注意贫富差距，比如美国今年退税时，家庭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人就没有得到；如果个人报税，那么个人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就没有。中国也可以根据收入水平有选择性地给老百姓退税，这也是在物价飞涨时最好的办法。

　　新京报：对于家庭而言，减税的方式有哪些？是否有必要再次提高个税起征点？还有哪些措施？

　　陈志武：应该再提高个税起点，这是直接帮助低收入群体的好方式。其次，就是刚才讲到的退税、给老百姓家庭寄钱。但是，对于不同收入群体而言，更重要的是降低各收入层次的个税率。征税的法理基础很重要，就是老百姓总体交的税必须跟他们从政府得到的好处相配，有多少政府给社会提供的服务，就可以有多少税赋；如果没有提供服务，就不该交任何税。不能因为张三李四钱多就认定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去征税，只要张三李四的钱是合法赚的，那钱就是他们的，任何人和政府去以任何名义去摄取，那都是对私人财产的侵犯、掠夺。只有在老百姓从税赋中得到相配的政府服务回报时，那种税赋才是合理合法的。拿征税作为经济调控、不强调征税后对老百姓的服务回报，那都是对私人财产的摄取。这即是为什么必须由人民代表组成的立法机构掌握征税权。

　　新京报：商务部最近考察沿海制造业困境，企业主建议政府最务实的做法，就是提高出口退税。而政府官员认为制造业转型才是当务之急。您认为这两种举措哪个更为紧迫有效？

　　陈志武：最好的做法是给各行业的企业都减税，而不是只对出口型企业减税。在国有资产、国有土地还这么多的情况下，现在的政府税收实在太多、增长太快。为了减轻企业的压力、减轻老百姓家庭的压力，应该减税、退税。如果是只对出口企业提高出口退税，这的确对制造业转型帮倒忙。我不主张政府通过行政手段逼制造业企业转型，所以，也不支持政府通过提高出口退税鼓励他们不转型，而是主张由市场竞争压力促使他们自然转型。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能源上涨以及劳动合同法出台，让中小企业举步维艰，政府是将过多的社会责任转嫁给了企业，政府有必要以减税的形式为企业减压，您的看法呢？

　　陈志武：我认同这种观点，所以上面我说有必要对各行业企业都减税。

　　陈志武：加速私有化，老百姓的收入才会更多

　　搜狐财经讯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以下为陈志武教授的演讲。

　　主持人：接下来请陈志武先生，可能你有准备好了关于这本书本身的阐明，但是我特别希望看到在座的各位大师能就中国改革的思路，就中国的思想解放阐述各自的观点。

　　陈志武：既然说到思想解放，今天就把大家解放一下，就讲思想解放的问题。当然思想解放的问题是目前很热闹的话题，另外一些热门的话题就是通货膨胀，今天的主题之一，还有一个是当油价上涨，所有的原材料都在上涨，另外跟这个热门相关的一本书，大家把油价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看成是西方国家的阴谋，这是热门话题。

　　今天我想讲一个很冷门的话题，也是按照刚才樊纲先生讲的是一个老的话题就是私有化的问题，国有企业和土地是不是要私有化，为什么到今天除了体制改革是一个瓶颈，进一步的私有化也是同样重要的瓶颈口的问题，之所以是冷门的话题，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谈了那么多年私有化，国有企业怎么样，为什么要民营化、私有化，到今天，经济增长已经非常快，为什么还要说私有化，对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或者大家关心的热门转型的话题怎么样把中国的经济从出口导向型转为内需型，怎么样把中国的经济从重化工业转移到产业结构上更多偏重于轻化工业或者服务业。

　　张教授也讲到以前在政府里的权力和地位决定了个人的权力，在过去30年，正在转变成为根据私人财产所延伸出来的权力，在我看来很多转型最后的关键就跟现在的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资产是不是能够平分地中国老百姓个人的身上。这是一个老话题，所以我就少说一点。

　　让我看，为什么我会觉得到目前尽管这是很冷的话题，但实际上对下一步的改革可能非常关键。第一，我们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投资驱动而不是消费驱动，是出口驱动而不是内需驱动，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以前说国有企业，企业之所以改革，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在效率上，在资本的使用效率上，资源的使用效率很低，人们带来的投资回报，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这些都是对的。

　　到了今天随着中国的工业投资所带来的工业生产产能已经非常过剩的前提之下，在进一步把这么多把75%、78%的中国社会的资源，资产性财富继续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有24%左右资产性财富掌握在民间手里。最近我们看到国家的财政收入据说今年在30%到50%左右的速度，去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31%，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增长这么快，一个是收入，再一个配置越来越往债主的手里转移，另一方面在资产性财富四分之三掌握在国家手里，四分之一掌握在民间手里，这个很容易带来经济学上讲的消费预算模型，消费预算模型里通常说在私有制的经济下，可以花费钱的来源主要是两个渠道，一个是劳动收入增长渠道，还有一个是资产升值的渠道，当一个国家的四分之三的产权掌握在国家的手里而不是在民间手里，我们平时说到的消费预算的约束条件里，在中国的民间消费预算里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资产性财富增值的内容。

　　而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些年，目前收入增加很多，同时资产性财富或者土地国有资产都升值很多，但是这些升值和四分之三掌握在国家手里，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间手里，这种收入和财富增长，那么高比重都掌握在国家手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象一下，这些收入对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决策者，四分之三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当国家主要的生产性资源和收入掌握在债主手里，由此所产生的需求结构，这个需求结构是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是工业、农业之间的配置关系，在需求结构上会非常偏重工业性，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资源和收入主要由债主来花的时候，一点不奇怪，花的对象主要从事更新的投资，尤其是大的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方面，这些投资对过去30年的贡献很大，因为今天主要高速公路，主要交通运输网络，在过去30年的必要性是很高的，但是到今天工业产能已经上升到这个高度的时候，进一步由国家来掌握主要消费决策和投资权利以后，只会进一步把中国的资源往工业上作为重点，而不是根本性的消费。

　　换句话说，如果这些资源，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那个资源主要由政府控制，收入由政府来控制，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经济对工业化投资的需求会更高，消费需求相对更低，比如说苏联，对过去中国几十年的经济都是国有经济、计划经济，更多是偏重重化工业，会忽视掉与民生有关的轻工业，相比之下，这些财产掌握在老百姓手里，收入老百姓支付，最后老百姓花钱的时候，更多是与自己的生活有关，对轻工业和服务业带来的需求更多。今天因为国有制的结构，安排之下，中国只能依靠出口市场来实现经济增长，因为内需，因为国有制和国家的收入比重越来越高，使得民间的需求不可能掌握太快，对中国13亿人民每个人分同样的财产权以这种方式可以把财富增值还回到中国老百姓消费预算的公式里，这样让我们每天花的钱除了工资的收入可以更多增加财富增值的内容，由此带来的内需的增长，根本上让中国经济接下来几年更好对付目前全球经济出现的衰退的苗头，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带来挑战的时候，产生的内需增长会根本上帮助或者加快中国的经济在出口和内需之间根本性的转型。

　　第二产业结构上，也因为私有化的改革，可以带来很大的变化，以前总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资源依赖性，这样以来，只要中国的经济一增长，对全球的油价和其他方方面面的资源价格都会带来很大的上涨压力，但是如果中国的经济通过私有化能够发生根本的转型，从现在重化工业转型到更轻的工业，也会对资源消耗程度和对环境污染所带来的负荷都会有所减轻。

　　另外一方面，当中国大多数的老百姓不拥有财产的时候，过去在推物权法，对私人财产保护，为什么应该要得到应该有的保护，在社会上得到的支持不是太高，通过私有化，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可以分到一些基本的财产，这样可以在更大的更广泛的社会老百姓中间，大家都有更多的财产。这个基数可以一夜之间可以扩大很多。

　　以前任何人讲到俄罗斯的或者东欧的改革做法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你看俄罗斯不是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个方面当然是大的话题，我要强调的一点，当年俄罗斯又没有股票交易的经验，又没有股市交易的监管架构，另一方面更没有开放式基金内部的经验，但是中国今天已经有了18年的股票交易跟监管方面的经验，当然控制非常不好，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相对于当年的东欧国家来说。我85年国防科大毕业留校，工作了不到一年，那一年，每个月工资要拿出来一部分买国库券，在80年代初的时候，在中国要做私有化、票据或者股份的形式，给大家分，很多中国人可能拿过来以后，马上就把这些有价证券随便扔了，换酒喝，但是今天，一方面中国股市泡沫这么高，把出租司机和任何人都卷到股市，另一方面的好处是今天给大家发国有化基金股份的时候，不但不像当年俄罗斯和东欧，也不像当年80年代的中国，大家把有价证券不会当成废纸，更何况到今天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一个多亿基金帐户，操作一个多亿的基金帐户和操作13个亿人口为基础的私有化基金的票据的层面，本质从操纵层面难度差别不是太大。大家都把俄罗斯和东欧的私有化失败或者是不成功归结到人均一份的状态，我个人觉得那只是当时做法的工具，一个手段，但是它本质的问题更多是在其他方面。大家不要把公式转到很多，那只是一个工具。

　　说到货币战争这本书，去年暑假的时候，在国内没有意识到货币战争这个书对中国的毒害这么深，有那么多人会非常认同这个书，一月份来到国内的时候，我吃了一惊，超市门口有很多货币战争这个书，最近在上海讲课的时候，很多人也提到这个书，我想毒害怎么这么深。整个货币战争的视角跟原来西方跨国公司，西方帝国主义的看法完全是一致的，从上而下的，就像任何一个社会有没有穷人，有没有富人，从上往下看，都有，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几个划分，不去做建设性的了解。 （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陈志武：政府征税的权力不受约束 严重威胁企业生存

　　搜狐财经讯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以下为陈志武教授答记者问。

　　主持人：接下来还有一个话题是政府改制，环境成本的增加，标志着公民社会绿色意识的提高，老百姓对自己的周围环境，空气质量变得非常敏感，我们对自己生存权利，绿色权利的保护，请周其仁先生和陈志武先生，政府在这方面的成本，具体的效益和成本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和世界上的差异。

　　陈志武：因为我不是研究公共管理的，所以对体制改革没有很细的看法，但是有一个总的看法就是我一听到国内媒体或者官方的讨论中一谈到体制改革的问题，就有点怕。为什么怕呢？因为在现在民主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所有这些体制改革都变成了把一些单位的名字从局改成部或者从部改成委，从原来叫做部的名字改成监管委员会，好像把它改成监管委员会以后，它的机构本质和权利就被缩小，就像我们知道那样，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同的专业委员会，并没有定期地或者经常地对不同的政府部门的权限是不是按照原来的利益去做，还是在不断地不受约束地扩张。

　　所以在大的框架没有太多的变化情况下，原来叫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到最后换了一个名字，当然官的位置又高了一些，除了这个以外，权力和权力扩张这些方面是不是能够有实质性的变化，这个总之是一个问号。比如今年年初我做过一些计算，像原来乾隆中期的时候，1766年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开支差不多是205万个北京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到去年全国国家财政的收入不是说开支，就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收入，12.7亿农民一年的收入，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有一些开支的增加和现在的政府，现在的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国防、警察，那么多的法制和社会福利相对250年前的中国来说，现在的政府确确实实在很多方面做的事，提供的服务比原来多了很多，这是不是意味着为了支持政府的开支，让政府一年控制财政收入可以高到3.7个亿城镇居民的收入或者是12.7亿农民一年的收入。

　　这些方面，政府的权力特别是征税的权力，继续不受制约的膨胀，这也涉及到企业的生存问题，企业生存问题很重要的挑战来自于政府的管制还有征税的权力都受到制约，比如最近讨论的跟这个很有关系的话题，企业工资条例，这个是劳动部推出新的法规，新的法规如果按照现在的版本的话，最后会是什么，任何一个企业如果你的员工没有跟资方有集体的关于工资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你这个公司一年的工资开支就不能够算成税前的开支，而是算成收入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本质上没有为他们认可的谈判和签协议的话，最后你的工资必须为花出的工资再要交25%的企业税。因为有的条款很模糊，任何一个原因去抱怨，去劳动部体系去抱怨的话，这就构成劳动部的人去调查你的企业，最后决定你工资开支25%的税要额外再交，很有可能跟新的劳动法一起，逼着更多的企业要关门。谢谢！  （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陈志武：历史上的货币发行权并不集中在政府手中

　　搜狐财经讯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以下为陈志武教授答记者问。

　　主持人：非常感谢周教授，言简意赅总结了中国这些年从物价上涨到汇率政策本身的演变，它的扭曲过程的来龙去脉。接下来进入本次活动最后一个环节，嘉宾和在座互动。

　　提问：我想问一下陈志武教授，听您说来说去，有两字没说，但是我听出来就是分红或者叫分股，就是国家直接发给四分之三的国家已经拥有四分之三的钱，如果想从投资性消费拉动社会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假设13亿，每人花一万块钱就搞定了。我非常高兴会有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全国人民无条件彻底享受了一次改革开放30年的红利，分红叫分股更好了。我的问题就是以我们现在的政府体制和党的权力的来源决定了它怎么能够自动把政府自己兜里的钱心甘情愿为人民服务，把钱送给你们，这件事怎么改革。美国确实这么做，美国不久前还每家发了1500元的增税票，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算一算，我们有多少亿的余额，全发给老百姓的人，活着的人一登记一下，全发了，我们怎么才能做到把自己国家多的钱从与民争利的立场变成给民分利，还钱于民。

　　陈志武：谢谢。我讲的意思包括你说的，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直接分红，把国有企业的利润分给老百姓，然后把多余的财政盈余分给老百姓，通过退税的形式。今年两会之前，期间上海一个人民代表就提出这个想法，除了这个以外，资产增值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们除了财产吸收，除了红利这部分以外，特别是在资产整体增值的时候，更重要是资产增值本身也应该掌握在老百姓家家里手里，至于如何实行这块，最后如果有全国人大体系，全国政协体系，慢慢有更多的人去对，又有更多的人能够真正地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给他们对政府的方方面面的行为进行监督、制约的权利，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就像我跟体制内的一些朋友交流，有的人从市长、省长等等被划到人大体系，他们去了以后跟我说，原来没想到人大还可以有这么大的权利，有一些朋友就得出一个结论，原来这个体制，宪政改革不需要做更多的事，就把已经在书里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那些东西真正运作起来就可以，宪政改革就走了一万里路已经走了六七千公里了，真正做到这一点，也许就从书上到实际这么简单的一步了。谢谢！

　　我顺便补充一下刚才周教授讲到的关于货币的问题，我一直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历史上，不仅在中国，在其他的国家，大家去看一下，比如说纸币是在宋朝中国已经发明了，在一千年以前，中国本土可能到最近几十年之前，中国从来就没有统一的货币，更没有把货币发行权集中在政府，集中在皇帝或者国家的手里，在美国也是在非常近代才开始出现土地的货币，欧洲国家也是这样，要我看来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该是在现在宪政民主制度能够对政府权利的行使具备真正可靠可操作的体系建立之前，每个社会都自发演变出一些应对的机制，就是货币的发行权，基本上不能由皇帝和国王垄断，因为他垄断以后，最后会带来更多的通货膨胀的问题，所以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是货币制度的发展，从民间慢慢归结到政府权利手里，跟宪政制度在各个不同的国家，特别是近代的发展是连着非常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仅通货膨胀通货，中国人对这个词翻译很好，而且通货的问题原来恰恰因为货币发行权一直掌握在民间，因为在晚清和民国初期，山东各个县都有自己的纸币，还有银钱和铜钱比较，各个县都不一样。   （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以私有化推动经济转型

　　陈志武/文 《财经》杂志 总第215期 [ 07-07 20:33 ]

　　进一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才是将资产性财富增值转化成民众消费需求，从而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的最好方法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越艰巨，产业结构和增长模式的转型就显得越迫切。历次经济的大起大落，绕不开一个基本问题。当此“最困难的一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推行各种调控措施之际必须同时治本。只要中国经济还以资产国有、土地国有为主体，投资而不是居民消费就将继续主导中国经济，转型也就难以实现。

　　政府职能转变，新闻媒体环境放宽，法治强化，这些都是中国产业结构“轻化”的必要条件，如果这些基础性制度改革举步维艰，则服务业难以发展不足为奇。同样重要的是，国有资产和土地产权必须私有，否则，消费难以增长，投资和出口仍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在目前这种制度下，经济增长速度再快，民众也只能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途径分享好处，享受不到太多资产增值的财富效应，也就无法产生太多的消费需求。资产国有从根本上抑制民间的消费增长。没有消费需求，第三产业当然难以发展。

　　──国有制经济偏重工业投资，忽视服务业。

　　国有经济对服务业的抑制，对高能耗与高污染重型工业的特别偏爱，不是今日中国才有的新鲜事。在最早实行国有制计划经济的苏联，经济结构就是如此。苏联高速发展靠的是建设投资。在完全的国有制之下，苏联政府能集中调配全社会的资源发展工业，而民生类的消费品被忽视。在各工业行业之间，苏联发展的也是重型工业，而不是轻工业。所以，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苏联科技先进，军用和工业品供应充分，消费品却时常短缺，服务业就更不用说了。

　　为什么国有计划经济会偏爱重型工业，轻视服务业？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是观念上的偏好。不管是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还是中国，当初追求国有计划经济时，起点都是农业社会，都有追赶西方工业国家的强烈愿望。对于想要走出农业社会的人来说，吃、住、行的生存需要当然是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目标，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自然都以生产多少物质为准，因为提升物质生产能力是解决温饱需要的具体途径。相比之下，服务业本身不一定直接生产“东西”。

　　但人们没有想到，当工业技术成熟到稍微做些投资就能生产出大量物品时，人类的基本需要已容易满足，经济发展拓展到非物质的服务需要，拓展到高层次的人生体验，也包括安排好今天和未来方方面面的物质生活安全与精神生活安全。这就涉及金融、保险、养老、医疗、教育、文化等等，这些都是原来停留在温饱边缘的传统社会无法顾及太多的服务业。

　　对于今天已相当工业化的中国，观念必须改变。退一步讲，消费也是一种投资，因为经济中最珍贵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而消费即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围绕人的生活和工作而发展的服务业，即是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具体形式。

　　第二个决定国有经济产业结构的因素，是自上而下的经济决策架构。通过国有制把投资和消费决策都由政府官员掌控之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变成经济决策的主导因素，而不是市场的需求决定生产和投资。官僚化决策不仅会突出政治、以政绩优先，并且天生对市场不敏感，这必然导致闭门造车，军工项目、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会是行政决策者的首选。

　　──国有制仍然是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障碍。

　　跟计划经济时期比，今天的中国经济已不完全受行政计划支配，不仅民营经济比重越来越高，即使是国有企业，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竞争压力，它们也不完全受行政部门支配，对市场需求有了一定敏感度。特别是国企在国内外股市的上市，使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对市场需求的应变能力都有所提高。

　　至此，国有资产是否不再需要改革了？私有化是否不再重要？以前关于国企是否应该私有化的讨论，只停留在国企和民企谁的资产回报率更高，谁的效率更高这些标准上，好像只要国企效率跟民企一样高就行。但生产资料和土地是国有还是私有，其后果远超出企业微观行为层面。

　　中国今天的财富所有权结构仍然只有利于重化工业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不利于服务业与内需增长。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据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介绍，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GDP同样的速度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元。到去年底，国有财富等于88万亿元。

　　民间家庭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拥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财富很少。据国家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元。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的速度增值，亦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88万亿元国有资产与土地的三分之一。

　　这样，中国的资产性财富共约115.6万亿元，其中，国家拥有约76％，而民间才占24％。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性财富升值中，政府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3倍！这种财富结构，决定了财富增值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只能是有限的。

　　实际上，国家的“可支配收入”不只是这些，还有财政税收，去年预算内财政税收为5.1万亿元，假如今年还以30％的速度增长，会升至6.5万亿元。这样，今年国家的资产增值加财政税收，等于15.3万亿元。这么多收入和财富掌握在政府手里、由政府支配，结果还是会继续往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大项目上投资，这些投资当然能像以前一样带来短期经济增长，只不过从效果上会继续增加中国重化工业的产能，强化对出口的依赖度。

　　相比之下，如果这些国有资产和土地都是私有的，内需和第三产业就更有动力增长，因为在那88万亿元资产都是私有的情况下，今年8.8万亿元的资产性增值分到13亿人身上，每个公民今年的收入就会多6769元，三口之家的收入就多了20307元。这些资产性收入掌握在私人家庭手里之后，必然会转换成对消费品、对服务的需求，这不仅能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而且可以给服务业带来大的需求。

　　所以，在资产私有的制度之下，经济增长给民众带来的不只是劳动收入的增加，同时还会有资产财富增值，这两者合在一起，当然成为消费需求增长的强劲动力。说到底，财富和资源掌握在谁的手里，对产业结构、对内需有着决定性作用。

　　──只有私有化才能改良中国的财富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发展至今，已经有了巨大的物质产能，更多生产性建设投资的必要性已相对降低，况且那样做会继续加快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产业结构必须要由“硬”变“软”，由“重”变“轻”，由“出口”转变成“内需”导向。在这个转折点，资产和土地的国有已经弊大于利。中国有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由私人拥有、由私人去决定是做消费还是投资，这从根本上抑制更贴近民生的服务业发展，阻碍居民消费增长。

　　以前，许多专家说，中国就是跟其它国家不一样，这么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却没有带来相应大的财富效应。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国财富效应不足当然不奇怪，因为当中国76％的资产性财富都控制在国家手里，当人民几乎不拥有任何实质性资产时，经济增长速度再快、资产性财富升值再多，这对于居民可以花、可以用的收入当然没有影响，也就不会有普通消费者层面的财富效应。

　　中共十七大强调要增加群众财产性收入，这是相当好的政策方向，让普通家庭拥有私人财产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之基础。但是，只要国家继续拥有76％的资产性财富，而不是将国有资产和土地人均一份地私有化到公民个人，那么，不仅居民消费需求难增长、中国经济模式难转型，而且普通大众很难从经济增长中分享到该有的一份，增加个人财产性收入的目标也只会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由国家独享资产性财富增值的时代该结束了，私有化才是将资产性财富增值转化成民众消费需求的最好方式。■

　　作者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评之评

　　转型难在体制改革落后

　　□许小年/文

　　陈志武教授以数据和事实说明，国有经济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国有部门占有全社会资产存量四分之三强的情况下，国有制的偏好决定了投资的GDP比重不断上升，以及消费份额的不断下降。

　　这一分析的政策含义是不言而喻的，为了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让全体民众分享更多的改革与经济增长成果，我们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GDP中的消费比重，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让居民个人拥有更多的财产，增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具体而言，将土地所有权真正落实到农民身上，在资本市场上向公众出售国有资产，不仅可以降低政府偏好导致的经济结构扭曲，也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根本性措施。

　　需要强调的是，所有制改革是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居民拥有的资产多了，可以向服务业配置，资产性收入多了，可以增加消费，但愿望转变为现实还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障碍。

　　细数中国经济中的服务业，除了零售、餐饮等少数行业，均处于政府管制之下。从金融、电信、交通运输，到医疗卫生、文化娱乐和教育，几乎所有的重要服务业都是准入壁垒高耸，行政审批拦路，民间资本的进入如蜀道之难，能够拿到经营许可证的大多为国有单位。过度管制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致使中国服务业长期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2007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38％，而印度为50％以上。实证研究表明，中印之间这十多个百分点的差别，可归因于对服务业的行政管制和法制不健全。

　　由此可见，在推进所有制改革的同时，有必要放松和解除对服务业的管制，否则民间资产无处可去，会继续涌入过度发展的制造业，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依然如故，转型就永远是一句空话。如同所有制改革，监管改革也是当前一项日益紧迫的任务。■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多读胡适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2008年6月26日《南方周末》

 胡适说，“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这句话不仅让“五四”时期的左派青年，甚至连今天多数人都难以接受。一个人先顾自我、然后才顾甚或根本不明确地顾他人，这种“为我”怎么成了最好的“为人”了？按照这一道理，“个人主义”不便是最好的“集体主义”了？-- 从表面看，许多人会认定胡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是多么冷酷、多么没有人性、多么自私，等等，它就像亚当斯密在世纪经典《国富论》中阐述的“看不见的手”那样无法接受，斯密说：你不要整天想到怎么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效劳，你只管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做事就行，因为当你和其他人都把自己的利益服务到最大时，尽管你的主观愿望没有想到是为社会而作，但实际效果是你为社会、为集体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按照胡适的语言，斯密的意思不就是“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集体、为社会、为国家”了么？

遗憾的是，像众人不能理解亚当斯密一样，胡适的思想在中国社会被误解甚至被批判至今。他的著作在小学、中学、大学课本中继续被忽视，一般学生和成年人对胡适了解甚少。也正因为此，中国社会仍然受到那些似是而非的集体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观念的毒害。暑假将至，热爱自由、崇尚进步的学生都应该补这一课，暑期必读书至少应该包括《胡适文集》或者《胡适文存》、斯密的《国富论》、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这几本书看似不相关，但实际都涉及良序社会的基础与制度问题，谈到选择自由、个人意志、个人责任是和谐社会的基石。

似是而非

基于表面的朴实结论常常似是而非，经不起逻辑考究和经验实证。让我们暂且停谈“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等会儿再回到胡适。实际上，现实生活里充满了似是而非的“智慧”性道德说教，你稍微不小心就容易被那些看似朴实的道理忽悠。

比如，“有富共享”，作为行为准则，你很难挑剔这种道德境界，难道你要主张“有富独吞”吗？所以，社会中，当张三赚了钱马上在亲戚朋友中分光时，所有人和媒体都会赞不绝口，“张三是好人”，而没有人去问：张三的亲戚朋友为什么不能自己去赚？他们自己为什么不能自立？张三用钱把亲戚朋友养起来之后，是否有道德风险，亦即，这些亲戚朋友是否反而被养得懒惰了？-- 所以，中国社会里，成功者如果给亲戚朋友少分了，受到的道德指责反而比懒惰者受到的要多。

别的不说，在费孝通、张之毅先生写著的《云南三村》中的玉村，1943年当张先生回访玉村考察时，他发现玉溪旧有富商基本走向衰败，说，“我们看过以上玉溪四户富商之家的衰败情况后，最深刻印象是像文兴祥、冯祥这两位本人兴家的人一经死去，商号即因无人经营而停业。…… 由于本人在世经营商业时，家中兄弟子女等家人，几乎都是闲散过活，并多有烟、赌等不良嗜好，以致家人中没有一个成器的，所以本人一死，一家即后继无人。”为什么这样？在不承认个人产权、以集体压制个人的社会里，“有富共享”，也当然认定家中“一人成功、大家共享”，结果是纵容懒惰。

就像“爱”子女，表面上的逻辑自然是，既然你爱他，你就应该什么要求都满足他，否则，在子女需要钱的时候，你有钱也不给，心这么冷，这能算是爱他吗？这种一要必给的“爱”，到最后，只会让子女像玉溪的文兴祥、冯祥家兄弟子女一样，都不成器，实际效果上你给他们的是“害”，而不是“爱”。反倒是，如果在子女长大后，即使他们真的需要钱也不给，哪怕他们要从银行借钱，也冷酷不给，逼着他们自己担负起自立的责任，自己成器。由此看，表面上看似不可思议的“冷酷的爱”，反倒是最好的爱。

离开1943年的中国，回到今天的现实，看似“爱”而实为“害”的逻辑照样充斥在价值体系、社会道德、具体政策中。比如，宏观调控政策。为了抑制房价上涨太多，政府调控政策一是降低房产开发土地供应，让开发商无地盖房，二是控制开发商的银行贷款，使房产商的日子不好过，惩罚他们哄抬房价的行为。从表面上，这种政策当然“好”，是政府“亲民”的“爱”。决策层没想到的是，因怪罪房产商提价进而限制土地和贷款来源，这种停于情绪的政策反应，这种既朴实又便宜的逻辑，不仅在实效上没有帮老百姓买到房，而且由于从此新房供应下降，房价反涨，越调控越高！-- 相反地，如果政府的政策是不仅增加房产贷款和土地供应，而且也优惠、鼓励普通老百姓谁都能做房产开发，这样看似乱套，但实效上，会不会反到把房价压下、让老百姓也能买到房呢？因此，对付房产商涨价的办法反而是放松土地供应、改善贷款环境、鼓励房产商 -- 这种不可思议的政策药方让左派青年听到，不是又要跳起来？

时下物价上涨，社会愤怒，政府也很头痛，所以又要调控。为了控制物价，最朴实、脑力上最懒惰的做法是什么呢？当然是直接限制物价，同时打击“投机倒把”、抑制中间商的商业贷款了！因为表面上的确是这些商人在要高价、收高价，所以，对于懒得思辨的人来说，通货膨胀不是这些“投机倒把”商人的问题，难道还会是其他人的问题？他们没想到，如果不是“投机倒把分子”的异地运输、跨时囤积，那么，很容易出现一些地方的粮食物资多得发烂，另一些地方严重短缺、物价飞涨。如果限制物价，那会刺激、鼓励需求，增加通胀压力，同时直接影响农民养猪、养牛、种粮的积极性，会减产，使未来物资供应减少，未来的通胀会更严重。因此，表面上再次不可思议的是：让物价涨、鼓励“投机倒把”是最好的解决通胀办法！

利己是最好的利人

理解了生活中这些看似不可思议但效果上最能实现社会良序的故事后，我们就更能理解胡适的思想，也更敬佩他的独到深刻了。在一片自由热、爱国热中，“五四”时期的青年几乎都相信了“忘我”的集体主义、相信了“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相信了消灭私有制并代之以公有制，也是根据朴实的表面认识，得出只有这些“忘我”才能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的结论。可在斯密、哈耶克、胡适、弗里德曼看来，这些“忘我”却恰恰是“通向奴役之路”。

胡适的言辞不那么富有战斗力，也不一定能煽情，但他思想的价值也恰恰来源于其理性。

胡适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引自胡适《介绍自己的思想》，洪治纲主编《胡适经典文存》）。

在他1918年奠基性的经典作——《易卜生主义》，胡适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对此，胡适解读说，“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

1930年，在《介绍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适说，易卜生主义“…… 便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

利我主义是最好的利他主义，利己是最好的利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平时，我们总被告知：不能“为我”、只能“利人”，自私是集体利益的敌人。但是，如果众人都忘了自己，到最后，没有几个人能“铸造成器”，在连自己都没料理好的情况下，个人怎么有能力、有资格、有基础去“利人”呢？这就像下水救人，如果自己不能游泳或者还没安顿好自己的安全，去救人的结果，不是自己和溺水者都活不了？不要跟我说：救人的行为比结果更重要！

“为我主义”之所以是最好的“利人主义”，是因为这首先让自己不成为社会的负担、不成为他人的负担，这就是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利人”。使自己不成为社会的负担、国家的负担，这即为个人给社会的第一贡献。

不管左、右，“五四”青年差不多都反对传统、向往自由。可是，对自由、公正的必要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基础，在理解、所开药方上，却存在严重差距，甚至是绝然相反的两个极端。

同样是为了自由公正的理想，“五四”左派青年主张个人权利服从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为了集体，“个人”必须无条件牺牲“小我”。发展到后来，就延伸出财产集体所有、公有、国有。这些“忘我”主张最终被“革命”者所利用。

在胡适看来，个人权利和“为我主义”是自由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也是集体的基础。如果没有个人权利在先、不能“为我”，如果只强调集体的利益，怎么能有自由？“利人主义”、集体主义强调集体先于个人，这在逻辑上就有悖于自由，基于集体主义的制度也就不可能支撑自由。个人主义不是反对集体，而是只服从基于个人自由选择而结盟的集体，因为服从于那种自愿结盟的集体才与自由原则内在一致。如果强迫个人服从不是基于个人自由意志的集体，那本身就是反自由。

胡适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引自《易卜生主义》）

所以，胡适强调的“为我主义”是跟个人责任相伴的个人主义：为了对他人、对社会负责，你先要对自己个人负责，因而先要“为我”，让自己成器。

胡适说，“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引自胡适《介绍自己的思想》）。又一句表面上不可思议的名言！他当然不是鼓励人们孤立、与社会隔离。他是说，在你敢为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使自己成器之后，你会是一个自己的人，你在利益上“孤立”，因为你不再依靠他人施舍、也不是社会的包袱，给自己保住了最大化的自由意志，你当然是最独立自主的强人。

那么，在范美忠老师碰到地震时，他是否有放下一班学生、自己先跑出教室逃命的自由？胡适的“为我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选择空间，同时也强调个人对自主选择的后果“担干系，负责任”。范老师可以选择做老师，也可以选择不做老师，他有这种自由，可是，一旦选择了做老师，他就接受了“老师”这一职业所包含的责任，包括学校和众多家长的信托。选择做老师时，他自愿放弃了一些自由权、接受了相应的责任，为此得到的补偿是工资待遇、社会名誉等。他在地震时二话不说就逃，这不是他有没有自我利益当先的选择权问题，因为他身在学校做老师的每一刻，他的这一权利已经通过契约放弃、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学生的责任。换言之，如果一个过路人正好在地震时走过教室，他可以自由选择逃生，人们可以从道义上指责他，但不会说他有责任去帮助学生逃生。而范老师有这种职业责任。

胡适一生的为人风范也证明了，一个“为我主义”者可能更是一个负责任、有社会道德的人，因为他的负责任和守道德更是基于自愿，不是由于他人的强制。

的确，按“五四”时的社会与政治气候，如果胡适选择做左派激进青年、加入忘我“利人主义”，那不仅很容易，而且也政治正确，在脑力上也不需太深的理性思考。但是，胡适走得更远、更深、更对社会负责，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为突出的自由主义思想者之一，他的思想和为人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逻辑上相一致。“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胡适的著作值得反复再读。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 之12：全球化下的创业机会

陈志武 /文

2008年3月15日

谈完刘向的跨国个性化服装制做商业模式，陈笛对中国的兴趣又多了些。原来，她的中文知识，还有每年去中国过暑假的经历，或许今后让她也能办自己的公司在中美之间经营。她1994年出生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从小在美国长大、受教育，所以，她作为美国人的定位历来很明确，以至于在她妈妈一提到中国就说中国多么、多么好的时候，陈笛会本能地要跟妈妈争论。这种争论慢慢地让陈笛对中国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比如，我们全家每年暑假去中国，去多了，她就反问：“为什么我每年必须去中国？我是美国人，在学校的白人同学不用去中国度暑假，而就因为我是华裔美国人，所以就必须每年把暑假花在中国？为什么我就不能选择不去呢？”

 这几年，围绕每年暑假去中国两个月的争论一直在升温，陈笛跟她姐姐一边，我跟她们的妈妈一边。随着她们越来越在意自己的同学和朋友圈，这种争论不会越来越淡，肯定会越来越尖锐。

 不过，看到跨国商业机会、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间存在的商品价格差别之后，陈笛对学中文的兴趣增加不少。

陈笛，“全球化很有意思，看来，只要同样东西的价格在中美或者任何两个国家之间差别足够大，那么，在国家之间做贸易一定能赚钱，比如，在中国制造运到美国卖，或者，在美国制造到中国卖。这些创业机会都存在。”

“正是这样，今天全球化提供的机会与以前很不同。特别是产品市场规模被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前我们谈过沃尔玛公司，原来它只是在美国各地开分店，把多数夫妻杂货店都挤掉。沃尔玛之所以能把这些小规模杂货店挤掉，是因为它的规模很大、客户数量太大，所以它能够要求供货商砍价，使沃尔玛具有很大的价格优势，把其它规模小的店子挤掉。2006年时，在美国，沃尔玛每周有一亿多客户来购物，但在美国之外的14个国家，有近3000家分店，也有一亿多客户。国内、国际销售网加在一起，使沃尔玛一年的销售额超过3500亿美元，这种全球化了的规模使沃尔玛能胜过任何竞争者，比任何竞争对手更有要求供货商砍价的能力，对供货制造商来说，谁能给沃尔玛供货，谁的产品销路就能立即遍及15个国家，两亿多顾客。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哪家公司不能在国际市场上做跨国销售，或者不能在全球范围内找最便宜的地方生产制造自己的产品，那家公司就会被竞争对手挤掉。”

陈笛，“行业内的竞争不是历来就有吗？”

“是的，不过，原来规模的因素没有这么强过。还是以刘向的跨国个性化服装公司为例，上次我们谈到，刘向以55美元左右的价格向美国中产阶层提供量身定做、个性化的衬衣，以外包到中国制造、以规模化经营为其商业模式。他这样做，就立即对美国现有的男士正装专店够成威胁。男士正装行业历来当然有竞争，但以往的竞争都是在美国各地方本地人之间的竞争，那些男士衣服在本地制作，又只在本地的小社区里销售，也没有连锁，所以，在成本和规模上都处于劣势。最近，刘向在跟哈特福特（Hartford）上的一家男士正装店在谈，希望由刘向给他们提供定身制造的衬衣。但问题是，这家店子现在连先做好的成衣衬衣也卖120美元一件，那他们怎么愿意帮助刘向销售量身定做而价格才55美元的衬衣呢？如果他们愿意帮刘向做销售，这等于是把现在的成衣销售义务给毁了；而如果他们不与刘向合作、坚持以120美元的价格销售现有的成衣，那么，来自刘向的价格更低而又是定身制作的正装会把他们慢慢挤垮。”

陈笛，“那最后刘向跟他们如何谈呢？”

“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折中点，让这些男士正装店以80美元一件卖刘向的个性化衬衣，其中40美元给这些零售店。这样，他们当然要牺牲掉原来120美元一件成衣的业务，但好处是，由于这些价贵的成衣原来销售本来就很少，所以牺牲不是太大，现在是量身定做而且还便宜，销售量肯定要大增。这样，刘向希望找许多家男士正装店帮他代销，以此拓广销售渠道。这种安排让刘向在每件衣服的利润上做出不少牺牲，暂时赚不了什么钱，但是，这让他在市场规模上能很快打开局面，等有了规模和品牌后，他可以提价，也可以减少运输等方面的成本，并跟那些代销正装店重新谈判。”

 陈笛，“在学校，我们老师讨论到全球化跨国贸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外贸，特别是把衣服制作、商品制造都外包到中国、印度后，使美国相应的行业失去许多工作机会，比如，你刚才讲到的这些制衣店、成衣店的工作机会。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全球化对美国不一定有好处。”

 “从表面看，好像美国的制造业的确在失去许多就业机会。比如，我们以前住过四年的哦亥哦州，那里曾经是美国汽车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基地之一，几乎所有的大小城市都有一些制造厂。可是，在过去十几年，这些制造业工厂相继关门，都往中国的东北、浙江、江苏迁移。结果，哦亥哦州许多工人失业了，到今年总统选举，哪个候选人反对全球化国际贸易，那个候选人在哦亥哦州就能赢，这涉及到许多哦亥哦州人的饭碗问题。原来那些制造业企业的老板，现在基本都转变成了机械制造品的国际贸易商。比如，现在每次我从中国返回美国的飞机上，经常能碰到从中国回哦亥哦州的汽车配件贸易商，他们会告诉我，过去他在哦亥哦州有汽车配件厂，但现在都搬到了中国，在中国东北生产同样的汽车配件，运输到北美，再卖给通用、福特或者那些汽车修理厂。这样，他们就成了中间贸易商。这种安排其实很有道理，因为这些哦亥哦州的中间商一方面熟悉这些汽车制造公司、汽车修理行，有销售渠道，另一方面，他们有过自己的汽车配件厂，熟悉这些技术，所以，两边都合适。这种在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分工不是很好吗？”

 陈笛，“其实，我觉得这种跨国贸易安排对美国社会非常有好处。对哦亥哦州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失去了工作，这是不利的一面，但是，更多的美国人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汽车、汽车配件。比如，像刘向的个性化衬衣只要55美元到80美元，而有的不是量身定做的成衣还要120美元一件，所以，有了刘向的公司以后，更多美国人不是可以付更少的价格，但能买到更合身、式样更有个性的衬衣了吗？这些节省下来的钱不是让美国人用同样的收入买到更多的消费吗？所以，国际贸易好不好，要看对美国社会总体的影响如何，不能只根据对部分群体的影响下结论。”

 “当然，问题还不只是在美国。在中国方面，也有很多人抱怨、反对全球化。好像参与全球贸易的各国都在说自己从国际贸易中吃亏了，世界上的事有时真好玩，好像谁都吃亏了。中国方面的抱怨是，卖出去的东西太便宜了。比如说，一件衬衣在美国可以卖55美元，而中国的制衣厂才拿15美元，所以他们觉得这是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剥削。特别是，有人计算了一下，要8亿件衬衣的利润才能够买一架波音飞机。”

 陈笛，“这种指责站不住脚，如果说美国方面抱怨这种贸易是因为美国丢掉了工作机会，那么，中国社会不是得到这些就业机会吗？这种贸易给中国带来许多就业机会。其实，我觉得，不能以这些衬衣在美国能卖多少钱来看中国制衣厂得到的收入，是多还是少，而是应该以在中国当地同样的衣服能卖多少钱为标准，也就是以中国本地的劳动力成本和其它成本为参照标准，因为如果没有跨国贸易，中国的制衣厂本来也无法得到美国的价格，所以，不能以美国方面的价格来判断中国制衣厂得到的是太多还是太少。”

 “这当然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以前，我们中国人从来就不觉得商人创造价值，因为很多人总认为只有创造东西的活动才是在创造价值。那么，如果国际贸易商只是把东西从中国运到美国，这中间又没有多生产出任何衣服或者机械品，如果这些商人公司也赚钱，那不是在不劳而获、在剥削吗？他们创造价值吗？”

 陈笛，“我认为他们也在创造价值，甚至是很高的价值。比如，刘向的公司实际上为中国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为中国增加就业，也直接让中国工人和工厂的收入更高些。在美国这边，美国人为同样或者更好、更合身的衬衣，只需要付出更低的价格，这实际上给美国家庭带来更高的真实收入。所以，中美两方的老百姓都受益，而这些受益即为刘向所创造的价值。结果是，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刘向的公司三方面都赢。”

 中国有句俗话，“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全球化在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得到的名声似乎就是如此，大家总体上都从中得到好处，但谁都要骂娘。实际上，在今天的国际秩序下，任何国家如果不愿意参与全球贸易、要退出，都能自由选择退出。既然在不是强迫的情况下还愿意留在其中，那自然说明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好在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

这次跟陈笛的对话，更多是我问、她回答。让我吃惊的是，在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情况下，她对国际贸易、对市场交易的理解还这么到位，看来市场经济的原理真是天然的，只要有一些悟性，就能领会到。陈笛说，她的天生兴趣就是要赚钱。看来，只要具备这个兴趣，对市场、对商业的理解就顺理成章了，而全球化又让她感受到她们这代人的无限商机。

从汶川地震看中国为什么离不开民主

陈志武 /文
2008年5月25日

汶川地震，数万个生命陨灭，令人痛彻心肺。这些天，全国各地很多自愿自发的救助，捐钱的捐钱、捐物的捐物、献血的献血，显示了人性善良的光辉，也让国人为自己同胞的自发行为骄傲。救灾行动中，特别突出的莫过于解放军战士，十五万人之多，冒着震损建筑随时倒塌、余震随时复现的危险，争分夺秒抢救生命，加速修复交通，他们的救援场景无不感人。

悲痛之余，震灾以及救援行动也暴露出众多问题,值得反思。尤其是，为什么学校楼房容易倒塌，而就在邻近的政府大楼却能不倒、甚至丝毫不受损？为什么到今天中国的救灾、救援队还基本是军队，涉及民生、涉及人命的职业救援队伍和救援装备还被忽视，以至于一有灾难，不管是水灾、雪灾还是地震，就只能调动不一定有专业训练的士兵？解放军战士的勇敢，令人敬仰，但是，如果正是由于军人必须服从指挥、因为他们勇敢，而不管有没有救灾的专业训练、专用设备，只要哪里有灾就把他们往那里调配，那么，这不仅违背他们作为军人的专业职能——士兵的训练以作战为主、不是为地震救灾，而且，对战士们不公平 —— 为什么跟其他社会成员比他们就必须要为各类救灾做出牺牲？对受灾的老百姓也不利，因为他们应该得到专业的救援支持，因为如果有更多专业救援支持，更多压在废墟下、临危的生命能尽早被救活。

学校楼房最容易倒塌、还是只能动用解放军救灾、灾民得不到专业的救援服务，说到底，这些都涉及国家财政是否民主的问题，涉及到老百姓和企业交的税、国有财产收入怎么花的问题。这么多年，许多人说，民主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抽象诉求，与老百姓的生活无关。但，从这次地震中我们看到，民主不仅不抽象，而且还具体到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命，涉及到政府的财政开支和建设投资怎么花、往什么地方花的问题，是在政府大楼和形象工程上多花、还是在学校楼房上多花的问题；到最后，具体到地震发生时在学校上学的老百姓孩子是最安全、还是会最不安全的问题。

人们会说，“中国还不富裕，没有钱去强化学校楼房的安全，没有钱去培养专业救援队伍”。

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国家没有钱，而是对政府预算没有实质监督的问题。2007年，国家预算内的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即使不包括预算外的国有土地、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收入，政府一年可以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

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这么多年里，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远低于GDP的增速。国家有这么多收入并且收入增长这么快，为什么宁愿在政府办公楼和形象工程上花钱，而不是花在学校、职业救援队伍上呢？

除了收入外，在财富持有结构上，也是政府绝对垄断。根据国资委、土地资源部以及金融系统的数据，加上本人的估算，中国大约有115.6万亿元资产性财富（包括土地、资源、资产和金融财富），其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占24%），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76%）。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共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所以，不管从税收还是资产性收入，政府的钱比民间社会多。而国家有了这么多收入，是怎么花的呢？据财政部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政府教育经费开支只占GDP的2.7%左右。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其中发达国家在9%，经济欠发达国家也达到4.1%。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中国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教育投入、民生投入、灾难风险投入都应该更高。特别是按照当年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更好的民生保障、更安全的学校楼房。可是，实际看到的是，资产和土地国有了，税收也年年在高速增长，但得到最大好处的不是民生和老百姓学校，而是政府办公大楼，就像著名的安徽阜阳市 “白宫”办公大楼、河南焦作市委政府大楼、广西钦州市政府大楼，等等。

宪政民主所要保障的老百姓权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化到我们生活和生存空间的方方面面，是老百姓和年轻学生的利益问题，是发生灾难时民间是否有权利自发救援生命、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政府权力的民主监督和问责机制，政府就只会征税、只顾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也会用这些经济实力压缩民间的活动空间，而不会用这些钱去事前预防地震、雪灾、水灾，不一定去投入资源组建、培训职业救援队。希望汶川地震中上万个学生的生命能够给整个社会足够的警醒，人人应该反思，为了今天和未来学生的生命安全，民主宪政是不能再回避了。

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1：跨国经营个性化服装？

　　陈志武/文
　　2008年1月25日

　　陈笛，“爸爸，今天学校老师谈到全球化，说当今世界各国都进入了经济一体化的贸易体系，让各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但，我还是不明白全球化的意思到底指的是什么？”

　　“这个可以这样理解，你爸爸出生在中国的湖南茶陵县，小时候说的是茶陵话，1979年到长沙上大学，开始改说长沙话。1986年来美国读书，又必须改说英语。来美国生活的这22年里，我们不仅在三个不同的州生活过，而且还去过二、三十个国家，也经常来回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也就是说，今天的世界让我们真幸运，你在哪里出生、小时候说什么语言，并不决定你长大后说什么语言、在哪里生活，你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居住、工作。这就是全球化，不仅人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流动，而且各种物质商品和服务也能在全球内流动。所以，有的人说，全球化的意思是，到成本最低的资本市场去融资、到效率最高的地方去生产制造、到利润最高的地方去销售。在全球各国加入一体化的市场之后，国界的意义变得越来越弱了。”

　　陈笛，“你的意思是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那是世界上的生产制造基地？前一段听你讲，你的学生刘向在做一家个性化男装公司，要在美国吸收客户、量体等等，然后在中国制作衣服，再寄到美国。那么，他的公司是否就是全球化的具体实例？”

　　“是的。以男士正装衬衣为例，按客户体型、布料、式样做成的个性化衬衣，在中国的出厂成本大约是15美元。而在美国，同样的个性化衬衣零售价在70美元以上，高的可以到120美元、甚至150美元一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价格差别，当然为有能力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创业机会。刘向在做的是，到全球范围内找成本最低、质量可靠的地方——中国生产，然后，在利润最高的美国销售。”

　　陈笛，“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价格差别？我知道美国人的收入高，所以物价比中国高，但这还不能完全解释中美之间的这种价格差。”

　　“背后的原因的确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自1970年代开始，中国大量的服装等纺织品出口到美国。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劳动力又便宜，很快地美国商店里的衣服基本都来自中国，尽管这些男士衬衣、西服都是按照几个固定的尺寸做成，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合身，但是，由于这些从中国进口的成衣太便宜了，所以，到今天，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去商店买成衣，这些成衣不怎么合身但因价格便宜，大家也就凑合了。就这样，美国过去量身定做的裁缝店一家家相继关门了，因为他们在价格上无法跟来自中国的成衣竞争。这就使美国今天没剩几家裁缝店，量身制做的服务供应大大减少之后，个性化服装的价格自然会很高，否则裁缝店自身也难以维持下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裁缝店量身制做的衬衣会高到120美元、150美元一件。”

　　陈笛，“既然中美间个性化衣服的差价这么大，为什么以前没人看到这种创业机会？为什么刘向就可以成功呢？”

　　“个性化的服装制做跟标准化成衣不一样，一方面，它更需要跨国运输速度和运输成本方面的支持，因为每个客户的尺寸不同、式样与布料偏好也不同，如果运输速度太慢，比如，要一、两个月才能寄到，客户会等不了；如果运输成本太高，从中国运过来一件衣服要40美元，那么，经营方就没法赚钱了。另一方面，在中美之间的通信速度和成本也必须跟上，否则，美国方面的客户要求就很难准确有效地传递到在中国的裁缝。这两方面的条件要同时成熟了，才能做跨国个性化服装制做和销售，要不然，两国间的差价再大也难以成功。”

　　陈笛，“你的意思是，以前这些条件不成熟，而现在成熟了？”

　　“是的。首先，我们看看运输速度和成本的变化，这历来是决定全球化的可行性的核心要素。比如，第一个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容闳，他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当年11月从纽约上船，穿越大西洋，历经欧洲、非洲和印度洋，花了整整154天才到达中国，那时没有飞机，在海上颠簸154天是唯一的回中国的途径。在那种运输速度下，刘向的商业模式当然无法做。19世纪末期，横跨美国东西部的铁路网建成，这大大缩短美国东部跟中国间的运行时间，因为中国货物可以先经太平洋船运到美国西部，然后由火车陆运到东部。但，这还是要三、四个月的时间，太慢。对刘向的商业模式帮助最大的是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到1958年波音公司成功推出波音707喷气式飞机，终于将长距离跨国空运变成现实。今天，从纽约到北京的直飞时间只有13个半小时，相对于容闳的154天，这种运输速度是革命性的突进。在成本上，从容闳时期的1854年到1910年，跨国运输成本平均下降70%，今天的运输成本大约是1854年时的三十分之一不到。对刘向而言，今天从上海寄衬衣到纽约，快的空运可以两天到，如果是按一星期寄到，平均每件衬衣的快寄成本是8美元。”

　　陈笛，“这样的话，衣服出厂价15美元，快寄费8美元，共23美元成本。”

　　“但是，美国对衬衣进口有20%的关税，这又是3美元，再加每件衣服要支付1美元买进口配额。另外，在中国也要雇人负责协调和邮寄，每件要付5美元的费用。所有这些成本加在一起，一共是32美元。除了这些运输和关税成本外，刘向跟在中国的制衣厂裁缝的沟通速度也很关键，个性化服装必然意味着许多个人化的要求，这就要求刘向总能跟裁缝交流客户的信息和偏好。到今天有互联网、email、手机电话等通信工具，这些越洋通信不仅速度极快，只是几秒钟的事，而且成本几乎可以忽略，这为刘向的商业模式奠定根本性的基础。可是，以前的人没有这么幸运。在容闳的时代，从纽约往上海传递信息的最快方式是通过海船，也就是要154天才能送到。1866年，纽约和伦敦之间开通电报线路，而中国跟伦敦的电报线路于1871年接通，随即，上海跟纽约间的信息传递速度从原来的154天降到4天左右。1901年电话开始进入中国，但直到1950年中国才有第一条国际电话线路。虽然那时候或说到1990年左右中国的国际长途电话和电报服务都有，信息传递速度跟上了，但电话费太高，即使到十年前，从美国打电话到中国，每分钟还要近三美元，为了说明一个顾客的特殊衬衣要求，你可能要在电话上说10分钟，那等于是30美元的电话费。在那种通信成本下，靠横跨中美来经营个性化服装制做业务，那不太可能，难以成功。好就好在今天的越洋电话费只有3美分一分钟，而email的费用基本为零，这样，在美国这边客户的量身信息和个人偏好，不到一秒钟即可免费地送到在上海的裁缝那里，如果有疑问或出现差错，又可很便宜地打越洋电话沟通。因此，在信息沟通上，刘向的商业模式的基础也完全具备，这就是为什么我极力鼓励刘向创办他的公司，我们也有参股。”

　　陈笛，“如果说每件衬衣的到岸价是32美元，刘向的出售价是多少？”

　　“初步定在50到55美元。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决策。刚才讲到，现在美国定身制作的衬衣价格在70美元以上，但这个市场很小，只有那些相当有钱的人才买得起。我跟刘向说，如果他要成功，他必须把价格压下来，否则难以开拓市场规模。他的核心目标是要让美国中等收入的人也能买得起定身制作的衣服，而不是只有高收入的人才买得起。因此，刘向根据自己读MBA时学到的市场调查技巧，做了很多市场问卷，他发现多数中年人觉得55美元可以承受，但更高就显贵了。”

　　陈笛，“这很有意思，原来产品定价还有科学基础的。不过，这听起来似乎太容易了，我还是有些怀疑，为什么这个事其他人不做？”

　　“说的对，裁缝、服装是一个很老的行业。当刘向告诉他在香港的爷爷，说自己要放弃华尔街公司的聘书去自己创业做个性化服装公司时，他的爷爷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爷爷也做了一辈子的服装业务，而如今刘向拿了耶鲁的MBA，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到最后还是要加入没怎么读过书的爷爷的老行业。这的确让他爷爷直摇头，不知道他这个孙子是怎么落到这个地步的。但是，我跟刘向说，判断你的创业成功与否的标准跟以往的企业不同，就像咖啡店业务很老了但照样可以出星巴克这样的现代成功企业一样，关键在于赚钱模式；如果你只是通过今天卖一件一件衣服来赚钱，那的确跟传统裁缝店没区别，就是一种失败；如果你把你的跨国个性化服装制做业务的流程都能标准化，使其可复制性很好，也就是使生产规模能像星巴克那样不断地扩张，那么，即使近些年公司会亏损，但你的公司照样会值很多钱。换句话说，你赚钱的方式不在服装本身，而在于使你的公司股权很值钱，靠最后卖掉你的公司赚钱。”

　　全球化给中国、美国以及其它国家都带来机会，也给刘向这样的年轻人提供新的创业模式。但是，让陈笛没想到的是全球化是建立在这么多技术发明的基础之上，原先以为只要各国打开国门、自由贸易即是全球化了。实际上，运输网络与运输成本，通信网络与通信成本，还有有利于贸易自由流通的制度架构，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全球化的基础。

从美国次贷危机中学到什么？

陈志武
2008年5月10日《21世纪经济报道》

金融危机对美国已不是新鲜事，自1850年代到现在差不多每十年左右重复一次，每次起因和形式各异，但都促使金融法律与监管体系的改良，让美国整体资本化和金融化能力新上一层楼。正是那一次次危机让美国金融经济的深化成为可能。那么，这次由次级按揭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结局会如何？是否会导致美国式金融经济全面崩盘？现在的问题是否真的是“如何拯救美国”的问题？给中国的启示是什么？

美国没有进入“水深火热”中

从媒体上得到的印象似乎是美国经济与社会已进入“水深火热”之中，但无论从实际美国社会生活，还是从已公布的宏观数据中，都难以感受到或者看到这种危机。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本次危机还主要集中在金融证券市场、信贷市场上，对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影响有限，除了极少数人外，其他人照常是该花的在花，该奢侈的还继续奢侈，日常生活中还感觉不到与往日有太大差别。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从三方面看。

 首先，美国的失业率仍然才5.1%，收入虽然增长不多但还在长，GDP也在增长（虽然增速低于1%），是的，贝尔斯登等华尔街公司几近破产，但其它行业照常在经营。这些跟1930年代美国失业率为25%、经济全面萧条、众多行业的企业破产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金融危机继续恶化并促使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美国社会是否会出现像30年代那样的全面危机？这也很难发生，主要原因是今天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相当完整，而在1930年代之前政府提供的这些社会福利体系都不存在。有了这种社会保障体系，即使就业局面和收入局面出现恶化，受影响最深的社会底层至少能靠政府福利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是与1930年代最大区别之一。

 第二个方面表现在，今天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超过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1960年，国外赢利占美国公司总利润的7%，到1990年国外利润比升到18.5%，到2000年国外利润占24.8%，到2007年第四季度，美国公司在海外的利润占其总利润的33.33%。也就是说，今天，美国公司三分之一的利润来自国外，使其对国内经济的依赖度比以前大大减少。比如，2007年第四季度，美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同比上涨19.1%，而其美国境内的总利润下降6.5%，两者加在一起之后，美国企业的总利润还是同比增长2%。再比如，美国金融行业（包括房地产业）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最大，但金融企业利润占美国企业总利润的27%，低于美国企业的海外利润比重。 因此，只要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能持续，美国企业的海外利润不仅能抵消金融业的损失，而且使美国企业的总利润不至于下跌，这样，就业水平、家庭收入水平也不会受到大的冲击。相对于过去而言，全球化已经改变并强化了美国经济对抗危机的能力，许多传统的金融风险、经济风险被淡化。

 第三方面在于美国的经济结构已与过去、与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更多是财富型经济，而不再是生产型经济。美国经济早就超出了温饱型追求，基本物质需要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满足，其恩格尔指数早已低于20%。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早就以剩余的增加、为非生存必需的消费而发展了，当下的生存消费早就不是问题。到2007年，美国家庭的总体财富为73万亿美元，其中一半左右是靠过去10年资产升值累积来的。在财富结构上，房地产占家庭总财富的11%左右，剩下的主要在股权类财产上。这次金融危机使美国家庭财富缩水5%左右，这种损失当然大，任何人受到这种损失都会感到痛。但是，我们知道对于多数美国家庭来说，这些财富本来就是未来才要花的钱，是养老、意外事件发生时才用的钱，而不是今天要花费的，所以，财富缩水对短期内的生活基本没影响，特别是如果随着经济的复苏，资本市场继续恢复信心，那么，这些财富损失可能一年内即能还原。

 去掉家庭债务后，美国家庭的净资产大约为58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6.9倍。这些私人财富等于给美国社会提供了一种对冲经济危机、对冲金融危机的缓冲器，当经济出现萧条时，从这财富“缓冲器”中取出一些即可让社会度过难关，而在经济恢复增长时，资产的升值又可往这个“缓冲器”中补充一些新财富。这就是为什么自19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美国虽然经历过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紧缩，但每次能以更健康的经济结构走出来。关键是在私有制之下生产性资产、土地财产都为私有，私人家庭就不仅能分享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升值，而且在经济出现萧条时能依靠这种财富“缓冲器”度过难关。私有制给民间积累财富、拥有财产的权利，也等于给了每家建立并充实财富“缓冲器”的机会。

虽然媒体上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讨论让人对前景十分担忧，但到今天，美国股市从2007年的最高点也才回落5%。其原因除了美联储的降息动作外，也因为美国公司三分之一的利润来自境外，这样，只要其它国家的经济不出现大滑坡，美国公司利润受到源自美国的危机的冲击会有限，因此，美国股票价格受本国经济的影响较以前少了许多。

这次金融危机的起因到底是什么？

对这次危机的解读已经很多，但在本质上，其起因跟中国国有企业失败的原因完全一样，那就是，当委托代理关系链太长或被扭曲之后，没有人会在乎交易的最终损失，时间久了问题就要酿成危机。为看到这一点，我们先回顾一下次代危机的背景。

1938年之前，美国的住房按揭贷款、消费信贷市场跟今天中国的情况类似，商业银行、储蓄信贷银行等金融机构，基本都是自己吸收存款资金、自己放贷、自己收账，当然也自己承担坏账风险，也就是，放贷者和风险承担者是同一家银行。那么，银行对放贷行为自然不会随意，而是会对借款方的还贷能力严格审查，只要银行是真正自负盈亏、只要其内部激励机制合理，坏账概率一般会很低。可是，这样做的不足是，银行愿意提供的按揭贷款资金会很有限，因为如果提供的按揭贷款期限是15年、30年，那么，贷出去的资金要30年后才回笼，这种贷款对银行来讲流动性太差，万一银行急需资金，这些贷出去的资金可能难以召回，这即为银行的流动性风险。面对这种流动性风险，金融机构的贷款供应量只会有限，这当然对美国社会非常不利，因为这意味许多老百姓家庭买不起房子。为了让更多美国家庭能买到自己的房子，这些按揭贷款的流动性问题必须解决。

这就有了1938年推出的半政府机构——联邦住房按揭贷款协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简称Fannie Mae)，它的作用是专门买那些银行想转手的按揭贷款，也就是，任何时候任何银行需要资金时，他们可以把已放出去的按揭贷款合同卖给Fannie Mae，后者付给前者现金。于是，这些15年、30年期限的按揭贷款就被变成“活钱”了，具有了充分的流动性，大大减轻银行为放贷所要承担的流动性风险，这也当然增加银行放贷的倾向性。总体效果是，银行的风险小了，社会能得到的住房按揭贷款资金多了，所要支付的贷款利息也低了。何乐不为呢？

接下来的挑战是，毕竟Fannie Mae的资金供应不是无限的，它不可能无止境地从银行手中买下按揭贷款。为了进一步增加按揭贷款资金的供应量，也为了分摊Fannie Mae的贷款风险，1970年成立另一个叫Ginnie Mae（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的半政府机构，专门将从美国各地买过来的各种住房按揭贷款打成包，然后将贷款包分成股份，以可交易证券的形式向资本市场投资者出售。这种按揭贷款证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的好处很多，包括进一步增加住房按揭贷款的流动性、使按揭贷款资金的供应量几乎是无限的，等等。更大的差别在于，按揭贷款风险不再只由银行和Fannie Mae承担，而是通过证券化细化、分摊到成千上万个资本市场投资者的手中，分摊到全球各地的投资者手中，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全球证券金融市场体系。

围绕住房按揭贷款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90年代开始，特别是最近几年，许多华尔街公司也加入这个创新领域，与Fannie Mae、Ginnie Mae竞争，比如，华尔街公司把各种住房按揭贷款打成包之后，将这些贷款包的未来收入流分拆成A、B、C、D四层“子证券”，这样，如果这些按揭贷款在未来出现坏账，那么，最初的5%之内的损失由D层证券的投资者承担，如果坏账损失超过5%，那么在5%至10%间的损失由C层证券的投资者承担，10%至20%间的损失由B层证券的投资者承担，更大的损失发生时则由A层证券投资者承担。这样，A层证券的风险最低，其它的依次类推。

金融创新还不只到此，因为在这些金融机构推出众多按揭贷款创新证券品种之后，对投资者而言，品种繁多到眼花缭乱的程度，并且这些创新证券的收入税率差异也很大。所以，就又出现了将这些不同类型的按揭贷款衍生证券进一步打成包，再以基金或衍生证券的形式把这些衍生证券包分成股份卖出去，这就是SIV（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这类金融产品的背景。这些由按揭贷款衍生出来的证券的衍生金融产品，其目的大致包括为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提供各类风险水平的投资品、为不同税率的投资者提供避税的投资品，等等。这真是“各尽所能”以满足“各尽所需”。

比如，按揭贷款抵押证券往往每年付息较多，这种利息属普通收入，没有税率优惠（税率在40%左右），相比之下，如果是证券价格上升，那么投资者的升值收入属资本所得，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约20%）则只有普通收入税率的一半左右，因此，对于私人投资者而言，他们不喜欢太多的利息收入，而更偏好资本升值收入。可是，由于退休基金、捐赠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不需要支付所得税，对他们而言，他们会更喜欢利息收入。这样一来，就有了将按揭贷款抵押证券的未来收入流进行拆分的金融创新，将其分成两种证券：一种证券的投资者得到所有利息收入，另一种证券平时不付息、等到若干年后只拿到贷款本金（也就是只有资本增值，没有利息）；前种证券是针对结构投资者，而后者针对私人投资者。

过去七十年，围绕住房按揭贷款的多种金融创新为美国社会提供了巨大的购房资金，其贡献自不必多说。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这一长条的按揭贷款衍生证券链，使资金的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的距离太远。由于每一环金融交易包含着新一环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资金的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的距离太远之后，多环节的委托代理关系必然导致道德风险、不负责任的程度严重上升。

例如，到近几年，许多在最前面直接跟借款方打交道的银行、金融公司（按揭贷款公司）根本就不管借款人是否有好的信用、今后是否有能力还债，因为这些银行和按揭贷款公司在把款贷出之后，赚取手续费，一转手就把按揭贷款合同卖给Fannie Mae和华尔街公司，由后者再将贷款打成包以证券化卖出去，这样，委托代理链上的每一方都可以不负责任，都只赚服务费，所有的风险都由最终投资者承担，而这些最终投资者又离前面的直接放贷者、打包者隔了好几环委托代理关系，没法行使太多的监督，于是，系统性风险就有机会日积月累了。

委托代理链太长之后，对中介服务机构的需要也当然增加，比如，需要专业证券评级、审计服务等，这些服务本身也是委托代理关系，自然催生道德风险。特别是当证券评级公司必须在证券发行方付费的情况下才给予评级的时候，其中包含的利益冲突、道德风险达到极点，使证券市场的信息可信度大打折扣。

这次次贷危机的成因跟国有企业中所有者缺位，委托代理关系松散，致使管理层基本能对国有财产有不被问责的支配权，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到目前为止，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实验都失败，以至于自198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内兴起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浪潮。按照同样的道理，在美国的按揭贷款衍生证券市场上，由于所隐含的委托代理关系链太长，其隐含的结构性系统风险总有一天要爆发，这当然是必然的。“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这一简单天理在这次次贷危机中再次得到应证。

除了因委托代理链太长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之外，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货币政策是否是本次金融危机的主因呢？一种观点认为，在2000年纳斯达克网络股泡沫之后，美联储大幅降息，让联邦基金利率在1%的水平上停留一年之久，给美国社会提供了大量廉价资金，使房地产泡沫持续膨胀，因此就有了当今的危机。----- 从表面看，好像如此，廉价资金当然给资产泡沫火上加油，持续的低利息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本次危机变得更严重，但是，这不是根本原因，因为上面谈到的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是结构性问题，跟利率的高低没关系，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

那么，为什么格林斯潘时代的货币政策不是主因呢？判断货币政策是否适当的唯一最合适的指标是通货膨胀率，当然我们可以争论通货膨胀率指数的构成合不合适，是否让资产价格占更高的比重，等等，但这些是具体的技术问题，不能改变通货膨胀率是判断货币政策是否适当的最好指标这一基本原理。正如我们以前谈过，流动性相对于GDP或任何产出指标的比例上升，本身并不能说明流动性“过剩”，因为，一方面随着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提升，原来没有被市场化的许多隐形人际交易在相继被市场化，也就是被货币化、需要货币来支付，比如，原来靠家庭、家族实现的隐形养老、保险、信贷、融资服务，现在由金融市场在取代；原来靠朋友间的帮忙与礼尚往来所实现的互助隐形交易现在由搬运公司、出租车、旅馆、餐馆等市场化“企业”所取代；原来自家种粮食、自家做饭，因此不需要用货币结算，现在越来越少的家庭自己种粮、自己做饭，而是去市场上买。按照同样的道理，国际贸易的上升本身也会增加对货币供应的要求。这些市场化发展都要求有更多的货币供应，不仅在中国如此，而且在全球都基本如此，使各国的流动性对GDP之比持续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各国将“死”财富、“死”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做金融资本化的能力的提升，流动起来了的财富（包括未来预期的财富）都在上升，金融资本的增加自然也增多了各国的流动性，全球流动性也因此上升。---- 由这两方面原因（市场化和金融资本化）所引发的流动性上升跟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无关，而是跟市场化进程和资本化发展有关，这种流动性的增加是事出有因，所以，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换个角度看，其意思是，只要通货膨胀不是问题，单纯的流动性增加就不是问题，央行货币政策必须以控制当前的和未来的通货膨胀率为目标。

按照这一标准，我们看到，虽然2000年网络股泡沫之后，美联储让基准利率停在1%的水平上达一年之久，但，美国通货膨胀率在2001年为2.85%，2002年为1.58%，2003年为2.28%，随后的几年里从没超出3.4%。实际上，在1992至1999年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最高只有3.01%，最低为1.56%。从这些指标看，格林斯潘的美联储至少在货币政策上尽到了它的职责，成绩突出。

今后往哪里走？

身处金融危机之中，我们自然想知道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是否已走到尽头？对于起步才几年的中国金融市场来说，是否还有必要深化发展各类证券型金融市场？是否该重新缩回到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

我们首先看到，以证券市场为主旋律的金融体系是美国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崛起的核心基础。我们可能认为科技创新、技术革命才是美国过去两个世纪的主要优势，从表面看这当然没错，但，从更深层看，如果不是美国资本市场所提供的激励催化器，大家看到的美国创新与创业文化是难以持续的。正如笔者以前多次谈到的，股市给创新者、创业者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将未来收入预期提前变现的机器，这种提前变现亦即“退出机制”催化创业、创新，所以，才有盖茨、戴尔二十几岁即成为亿万美元富翁；也因同样的原因，到今天中国的李彦宏、江南春三十几岁也成为亿万美元富翁。没有美国式资本市场，美国社会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就没有那些千千万万个年轻的创新财富故事；正是这千千万万个盖茨故事激发了一代一代的创新者、创业者，以至于让创新、创业精神内化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贯穿到大学、中学、幼儿园的教育中。

无论是最显性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还是基于按揭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等的衍生证券，其最终目的，一方面是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更方便、成本更低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另一方面是让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能够更多地将“死”财富转化成能“以钱生钱”的资本，这包括土地、矿产、房屋等“死”的“不动产”财富，还有各种未来收入流，比如企业未来收入流、个人未来收入流，这些本身都是不能拿到今天来花或做再投资的财富，通过将这些“死”财富证券化，它们就都变成了“活”资本，也让人们能把未来的收入用来做新的投资，进而又改变未来的收入机会。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再次审视美国人的借债消费模式，这种模式是否正在终结？或者说，是否应该终结？不用质疑，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能再继续膨胀，特别是在民间投资回报短期内会继续偏低的情况下，靠公债维系政府开支的模式是不合算的。也就是说，在新一轮激发生产力提升的技术出现之前，在财富创造力又发生新变革之前，减少政府开支、适当加税以降低财政赤字，应当是上策。但是，对个人和家庭而言，放弃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学生贷款、甚至偶尔用到的信用卡贷款以及其它金融工具，是既不现实，也不应该，这是由一般人一生中的收入周期所决定的。也就是，年轻时最能花钱、最需要花钱时，往往是一生中收入为负或最低的时候，而等到过了中年，最不需要花钱、也不能花钱的时候，又偏偏是收入最高的时候；正因为这点，才有必要用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学生贷款等金融产品，它们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尽可能把一辈子的收入在不同年龄段之间拉平，让个人一辈子的消费更趋合理，以免有时钱少得要饿死、另外年龄段中钱多得无处花。由此看到，美国靠金融推动的发展模式不仅会继续，而且也应该被更多的社会所吸收、推广，因为它既促进消费内需的增长，又增加个人一辈子的总体福利。既然如此，为什么这种模式要终结呢？

因此，像美国历次金融危机一样，这次不会改变美国的经济模式，也没有人要终止金融证券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面对的挑战仍然是一个如何改良的问题，如果说“借债消费”过头了，那是量的问题，属于改良的范畴。更确切地讲，是如何找到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以减少多环节委托代理关系链所带来的道德风险，使每个环节的交易方都能勤勉负责，保证“花别人的钱也心疼”？这等于把我们又带回到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市场交易设计中的经典问题，是委托代理关系和激励机制设计问题。这次次贷危机带来的教训是，在最前面直接与借款方打交道的中介商必须要分担一定的坏账风险，证券评级公司、审计公司也必须承担后果，而不能像现在这样，他们做好做坏照样收固定的服务费。

另一方面，随着资金的最终使用方与最初提供方之间的委托代理链不断增长，整个交易链中涉及到的金融中介公司越来越多，就像这次次贷危机所表现出的那样，其中有按揭贷款公司、商业银行、华尔街券商、证券评级公司、信用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咨询公司、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这些金融中介大家一环扣一环，如果一环崩溃，整个金融市场体系可能被托下水，演变成系统风险。因此，金融交易链被拉长之后，市场中所隐含的公共利益也大大上升，为适应新局面，政府监管架构也必须做相应调整。这些也正是美国各界正在探讨的问题。但是，最终的改革会像历次金融危机之后的改革一样，让美国金融化、资本化的能力更上一层楼。

从目前看，虽然美国房地产市场还有一段下坡路要走，但经过美联储一系列的降息和救援措施，金融市场已基本稳定，金融危机期算是告一段落。联邦政府的“退税”支票于5月初将陆续寄到美国家庭，等这一财政救援措施于第二季度发挥效果后，如果不发生新意外的话，估计从今年第三、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将逐步复苏、回暖。至少到目前还看不到美国经济进入全面萧条的证据。

给中国的启示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是什么？对于当初认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最发达，所以不应该有金融危机”的人来说，这次危机或许显得很突然。但是，当我们看到金融交易的内容是无形、无味、无色的支付许诺，我们会认识到金融市场是最能滋生违约风险、道德风险的温床，因而最难发展，对制度的要求远高于一般商品市场。特别是当金融交易链中的环节不断增加之后，人的本性决定了委托代理关系必然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系统风险，美国也不例外。这次危机再次证实了发展金融证券的艰难。

不发展金融自然不会有金融危机，只要发展，就必然时常碰到问题。今天中国因为没有那些五花八门的按揭衍生证券，所以没有金融危机，而美国有了这些才时常出现金融危机，这本身并不说明中国的金融欠发展是正确、是对中国社会更有利的事。而如果中国或任何国家从此限制金融创新、过度强化金融管制，那会像因噎废食一样地错。只有进一步鼓励自发的金融创新、放开金融市场的手脚，中国的金融市场才能深化。

说到底，中国无法回避金融发展这一挑战。第一，中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标志中国已解决好现时的温饱需要，接下来发展的重点是解决好未来生活安全问题，这包括养老、医疗、意外风险需要等，这些都涉及到收入、价值在不同时空之间的配置，而这又是金融交易的核心，只能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也只有发展好金融证券市场、深化各类金融产品，中国家庭才能安排好未来方方面面的生活需要、规避好未来的生活风险，人们今天也才敢增加消费，促进内需增长。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对金融市场的需求必然上升，金融交易链必然越来越复杂。

第二， 以住房按揭贷款、学生贷款等为基础的衍生证券，虽然美国因为按揭贷款证券化的交易链结构性问题而出现危机，但这些证券化技术本身是极好的金融创新，非常值得继续推广。目前 在中国，住房按揭等贷款完全由银行提供，这不仅不利于风险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各尽所能”地分摊，而且按揭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的流动性太低，增加银行的风险，制约资金的供应量，从而抑制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没有这些“把未来收入往今天的消费转移”的金融工具，就无法改变中国人“年轻时最能花钱却是一生中最没钱的时候，年长时最不想花钱却现金最多”的局面，也不利于内需的增长。

第三，中国资本化、金融化的能力还有限，也就是说，自造金融资本的能力还有限，这也呼唤着金融证券市场的深化和多元化发展。正如笔者以前在许多文章中谈过，中国历来就有很多土地、资源、企业未来收入流、个人未来收入流，但这些“死”财富、不能动的未来收入却很难被资本化，不能变成今天能消费、也能用于再投资的“活”资本。好在最近十几年，随着海外资本市场通道的打开、国内资本市场对民企的开放，至少部分行业已经尝到将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资本化的甜头，不仅激励了互联网、传媒、太阳能、零售、餐饮、制造等众多行业的创新、创业活力，而且资本化也带来了李彦宏、马云、江南春、沈南鹏、施正荣等等许多年轻亿万富翁榜样，激发整个社会的创新、创业文化。金融资本化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创新的活力。

熟悉美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的学者知道，不应该因一次金融危机就放弃金融化、资本化的发展。实际上，在1720年，因为南海公司股票泡沫的破灭给英国带来金融危机，英国议会“因噎废食”地通过著名的《反泡沫法案》，基本上使任何英国公司都从此不再能向公众发行股票。他们害怕股票类证券继续成为一些人骗钱、制造金融危机的工具。那次法案的实际效果是使英国停止股票市场发展130年，等到1860年英国重新允许私人公司发行股票、恢复股市发展时，美国已领先了，就这样，英国把股市这一人类至今为止最好的激发创新、加速实现未来收入的机器让给了美国，使美国成为全球的创新中心。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提供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如果是建设性地去跟踪、研究，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崛起会帮助无穷；而如果是浮于表面“大手笔”地否定美国式金融经济，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0：为什么不投资中国？

陈志武 /文
2007年12月8日星期六《财富志》

2007年12月7日星期五晚上，在纽约跟邱立平一起吃晚饭，他是我在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时的同学。这些年，他跟楼云立女士创办经营自己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麦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非常成功，现在管理近四亿美元的资本。这次他在纽约，是参加华视传媒（VisionChina）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仪式。继分众传媒、常州天和之后，华视传媒是他们投资的公司中第三家在美国成功上市的公司。

吃完饭当晚回到在New Haven的家里。第二天早晨带陈笛一起去星巴克喝咖啡、吃早点。路上，我跟她讲，“陈笛，昨天爸爸了解到一个叫华视传媒的公司，前天该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上市发行的原始股价格为8美元，当天最高涨到9.5美元。到昨天，股价跌回8美元，也就是当初的发行价。你觉得该公司股票是否值得投资？”

陈笛，“华视传媒是做什么的？”

“华视传媒到2005年4月才成立，总部在深圳。它的主体业务是在公共汽车上装上移动电视，播放新闻和娱乐节目，收益来自节目间歇间的广告销售。虽然其历史才两年多，公司运营规模快速增长，已在中国组建了覆盖全国的户外数字电视广告联播网，覆盖面包括北京、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城市。由于中国有几亿人坐公共汽车，华视传媒的业务扩张范围很大，规模经营的空间几乎无限。随着覆盖面的拓广，其广告收入应该会快速增长。今年前9个月，该公司营业收入为174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90万美元增长7倍多。”

陈笛，“不过，爸爸，我知道你比较关心中国的各种投资机会，华视传媒听起来也很有意思。但是，我对投资中国，或者说对中国这个投资概念，不是很看好。所以，不管具体的公司好不好，我总体上对投资中国不是太乐观。”

“为什么呢？”

陈笛，“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喜欢中国社会的组成方式，或者说社会结构的构成基础。让我最不喜欢的是中国人只认血缘关系，认亲情，不认其他的。比如，像你家里和妈妈她家里的人，谁都只认亲戚，除了亲缘之外就不太相信人。我说我不喜欢表妹，妈妈就会说，你怎么不喜欢表妹？她是你的亲人，你们身体里流的血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比这更亲了，所以，你应该喜欢她。”

“妈妈说的对，你是应该喜欢她。长大后，你也会发现，最后只有你姐姐、表姐、堂兄、堂妹这些亲戚是永久的，你跟他们的关系总是很特殊，而且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因为你们天生就有了这种亲情。”

陈笛，“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个上面。妈妈强调的是，不管我的堂姐、表妹是好还是不好，人有意思还是没有意思，不管跟她们是否谈得来，够不够交朋友，有没有交流时的兴趣火花，有没有心灵上的默契，反正我必须喜欢她们，没有选择。为什么有了血缘关系，我就必须喜欢她们呢？这跟交朋友不一样，因为交朋友时，我有自由选择，喜欢、谈得投机我就交朋友，觉得对方人很好我也可以交，但没有义务，是完全自愿的选择。我真不认为，我跟表妹、堂姐有血缘关系，就必然意味着我跟她们能合得来，能相互有默契。这不一定的，甚至我更觉得自己交的朋友更有意思，更近。”

“你说的有道理，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人类自古以来就面临的信赖基础的问题，因为短期内你可能觉得自己主动交的朋友很合得来，也更近。可是，时间久了之后，也许你会发现朋友间的关系难以有一种长久的约束，也就是说，正因为两方都能自由选择交友，也当然能自由选择解散。久而久之，这可能造成某种对人际关系的不信任感。相比之下，血缘关系是没有选择的，是生来就有的生理关系，抹也抹不掉，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没有选择的关系可能反而使亲戚间的关系更可靠，使信任的基础是无条件的、永久的，这就使亲戚间的互相帮助的基础更牢靠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社会里，当解决人际间信用交易的制度架构还没有发展出来的时候，人们更多依赖血缘这种天然的东西来强化人际关系的信用基础。所以，在中国有了儒家文化，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家族结构，并以此来组织整个的社会结构。”

陈笛，“可是，为什么在不以血缘决定一切的美国社会里，整个社会关系不一定由血缘决定呢？我不是说血缘关系不重要，但不该是唯一决定人际信用基础的东西，变得只相信亲戚，不认别的人。在美国，血缘也重要，但不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我的经历告诉我，在许多情况下，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值得信赖，值得尊敬，值得交朋友。换个角度讲，即使有血缘关系的人，不一定必然意味我会喜欢她、信任她并跟她很近。”

“这跟美国社会的法治发展有关，特别是跟基督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有关。正如你知道的，教会里有教友，也有教父母，他们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但因为都是基督教徒，所以在上帝面前属于同一个家，只是那个家是以信仰为基础，而不是以血缘为基础。正因为这一点，在美国，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陌生人之间，也照样可以有信任，也可以有长久的信任与友情关系，这样，血缘才不一定是一切。我也同意，由血缘建立的社会结构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这会太巧了，只是世界上的多数社会还难以发展出更好的替代方案。特别是，如果社会中只有亲情才能信任，那么，陌生人之间的市场交易就很难进行了。”

陈笛，“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投资中国不怎么看好的原因，因为公司做大的过程中必然要雇用很多人，彼此间必然有很多的合作，也就需要很多的信任，你把钱投给他们用也需要很多信任，而雇用的这些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是跟自己有血缘的人。那么，在这些公司扩张、招人的过程中，如果大家、整个社会的人只习惯相信自己的亲戚，他们怎么可能相互间合作得好、信任得好呢？在这样以血缘组建的社会结构里，很难发展出真正成功的规模性大公司。”

“不过，随着中国的法治发展，情况会改变的。”

陈笛，“另一点让我难以接受的是，中国什么都以年龄决定，所有人的社会地位都以年龄而定。我不明白，出生的早晚对决定人的地位和影响力会这么重要？比如说，在中国，大人从来就不会把小孩的意见当回事，小孩跟大人讲话时，大人从来就不会真正地听，大人完全把小孩排斥在他们的世界之外。有时候，中国的大人装着听小孩讲话，但实际上从来不会真听。在美国，就不是这样，小孩的意见经常会被接收。在中国，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的，都以年龄来定其言论的重要性，为什么一个40岁的人必然要听50岁的？为什么小朋友的意见就不能听呢？”

“在传统社会里，没有大学教育、没有许多书面传授的知识，人们都是靠经验做判断，也就是说，一代到一代，基本都要靠每一代的亲身试错来领悟世间的事物；再加上那时候的社会和生活状况变化很慢，没有太多新事物、新技术，所以，年纪越长的人，经验就越多，就越有智慧，大家多听他们的，这有道理。不过，到今天，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社会生活与工作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延伸，大变化的时代中，老年人的确不能像年轻人那么快地追赶时代，对许多新鲜事、新技术老年人可能根本无法入门，对异族、对他人社会文化的了解可能也无法跟年轻人比，所以，你说的对，在今天的世界上，年龄已经不是能力和知识的标志，两者的相关性甚至已经是负的，越老的人可能对现在的世界越不懂了。小朋友对新技术、新文化的了解和接受力反而最强。”

陈笛，“尊老爱幼，有它的道理。但是，不能说为了尊老就可以随意地损幼。妈妈说，大人说话时小朋友不可以还嘴，不可以插嘴。但她不会说，小朋友说话时，大人也应该听，大人也不能还嘴呢？这应该是一种平等、对等的问题，不是可以随意不尊重小朋友。在中国社会，小朋友、甚至年轻人没有发言权，不受到尊重，这使得这个社会缺乏活力，不容易有创新，也不能培植全社会的思辨能力。对这样的社会里的企业，其长久投资潜力怎么会很高？”

陈笛，“还有就是，中国社会过于势利。如果一个大人告诉我张三这个人很好，如果我问他‘你为什么觉得他很好呢？’，这位大人会说‘因为张三上次帮过我’。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好的时候，更多是看这个人有没有给过我好处，而不是看这个人本身怎么样。我的感觉是，中国人看到的不是别人这个人，而是利益。”

今天与陈笛的谈话，真的出乎我的预料，我原本以为我们可以讲讲华视传媒的商业模式，但她却谈出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看法，以此来表明对投资中国的没信心。关于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的组建基础的认识，这些对商业模式当然有极重要的决定作用，因为现代投资者最喜欢的是业务的可复制性，最好是大规模的可复制性，这样公司就有巨大的增长前景。而增长前景是否能实现，又取决于这个社会里的人们是否有基本的信任基础，是否在血缘之外仍然存在起码的诚信基础，否则，一个企业业务的可复制性潜力再好，也不能够组成相应规模的团队去实现。投资者看重的另一方面是创新潜力，而如果一个社会里年轻人、小朋友的地位总是最低，也没有足够高的发言地位，那么，年轻人再聪明、再有创造潜力，他们的机会和资源会很有限。

陈笛出生在美国，也一直在美国上学，但每年在中国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没想到她对中国社会结构、人际关系还有这样的一些观察。我们当然很习惯以血缘、年龄建立的社会秩序，“三纲五常”是大家的行为规范。但是，血缘和年龄都是天生的东西，完全由这种被动的、不以人的选择为基础的维度所构建的社会秩序，难道真的能“最好”？能有那么巧？时代变了，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似乎也该变了，基于自由选择的社会必然是以契约规范的社会，而不是以血缘、年龄规范的传统社会。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 之9：为什么中国公司喜欢行行都做？

　　陈志武 /文
　　2007年11月25日

　　说完常州天和太阳能的故事后，陈笛得到的印象是，公司应该垂直一体化整合，要把企业所需要的各类原材料都由自己生产供给，一方面这能帮助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也能保证质量和供货安全。

　　 陈笛，“爸爸，上次你谈到，如果各企业什么都自己生产、不从市场上买，到最后各家企业都无所不包，但什么都做不好了，大家都自给自足，使市场没机会发展。这当然有道理。但是，企业的范围界限到底该划在哪里？企业与市场的分界该在哪里呢？”

　　 “这个界限的确很难一概而论，取决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行业特点。像太阳能制造业，我们上次谈到，之所以常州天和的垂直一体化整合受到投资者欢迎，是因为太阳能装置需要硅片，而硅片的供应很紧张。全球太阳能制造商都争着抢订硅片，使硅片供应极难保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太高，所以，常州天和的垂直整合做法就好。一般而言，任何供货的不确定性越高、价格波动越大，自己公司去生产、提炼那种原材料的必要性就越高，那样能保证公司产品生产的连续性。”

　　 陈笛，“不过，在中国，好像公司更喜欢什么都自己做，喜欢垂直一体化，而在美国好像不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包括许多方面。第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契约执行的可靠度，如果你跟张三的公司签合同，约定张三今后5年里每年供应一吨硅片，而且价格今天就锁定，这样，你投下很多资本，扩建太阳能生产线。可是，一年后，张三说没货供应，要毁约了，这当然让你的投资泡汤了。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契约环境差，企业就更倾向于什么都自己做，不相信别人的供货保证。正因为中国的契约文化还欠发达、法治没到位，人们只好通过公司内部生产尽可能多的原材料，而不是靠市场交易或说外包，来保证供货，使自己的主营生产线能持续进行。换句话说，在一些情况下，公司内部的垂直一体化整合是外部契约不可靠所致，是外部法治不到位所引申出来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法治发展是市场化深化的基础，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公司喜欢什么都自己做，而美国的公司更倾向于专注整个价值生产链中的一个环节。

　　 “实际上，不只是国家之间有这些差别，即使在一国之内，因不同地区的契约文化有很大不同，企业选择的垂直一体化程度也会不同。在中国，浙江因为靠海，其商业发展历史比内陆省份更长久，其商业文化、特别是契约文化就比湖南等省的要发达得多。所以，在浙江，企业能够选择专，实际情况也的确是浙江企业更倾向于专，通过市场交易能实现的分工很细。相比之下，湖南企业更倾向于什么都做，专业分工不够。比如，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这样。”

　　 陈笛，“你说的是我们在长沙常住的通程国际大酒店吧？”

　　 “是的。这是湖南的一家上市公司，它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你猜它的主营业务是什么？”

　　 陈笛，“它肯定是从事酒店经营的公司吧？我觉得他们的酒店还不错，只不过这些年他们的服务质量好像在下降，酒店维护得不到位。”

　　 “我原来也以为它的主业是酒店管理，可是远远不是这样。通程国际大酒店只是它很小的一份业务。按照该公司的介绍，主营业务包括百货、针织品、文体用品、照像器材、音像制品、金银首饰、食杂果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厨房机具、家具、中成药、西药制剂、医疗器械、建筑材料、矿产品、旅游及服务。兼营业务有饮食娱乐、住宿、能源、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及装饰工程、汽车贷运、信息服务、物业管理。所以，我们住过的酒店只是一小部分业务，各种商业零售是更大的主业，还有就是房地产开发、商用地产投资与物业管理，能源和汽车运输，还有信息服务、软件开发。实际上，在湖南几乎每个上市公司都有自己的酒店，也有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陈笛，“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他们什么都做，怪不得通程大酒店的服务这些年每况愈下。刚才说常州天和是垂直一体化整合，是为了减少原材料供应的不确定性，但是，通程的酒店、房地产、旅游服务跟他的零售业有什么价值链上下游的关系？这个我不明白。”

　　 “一般讲，如果不同业务领域或说行业间有很强的互补性，虽然它们没有价值生产链意义上的供货关系，那么，把这些行业都整合到同一个公司内，可以实现分散公司风险的效果，这样，在任何时候，一个行业不景气，或许其它行业景气，使公司的收入不至于整体受到负面影响。不过，要运作好这种跨行业横向整合，公司的管理架构与水平必须很高，否则，极容易造成资本浪费，使资本的使用效率很低，不能带来足够高的回报。比如，通程2006年的资产回报率才3%左右，也就是每100块钱的投资，在一年里只能带来3块钱的利润回报，跟银行利率差不多。就像你说的，一旦公司什么都做了，不管这些行业相关不相关，那结果会是什么也做不好，资源就要浪费了。

　　 “在中国，过去因为企业是国有的，不属于任何个人，所以，企业的效率、企业资产的回报率从来不是很重要，反正不是自己的钱，浪费就浪费了。在那种情况下，企业当然想做得很大，什么行业都做，因为反正不用考虑投资的回报。所以，原来的国有企业不仅跨越许多行业，而且每个企业既有医院、食堂、学校、托儿所，也办住房、经营房产，都是跨行业横向经营。到1990年之后，许多国有企业都被改制，转变成股份制企业，并且让它们的股份到股票市场上市交易，这样个人都可以买股票成为股东。原来设想，让企业的股份由个人买卖交易，这样资本市场就可以逼着中国的企业更注重效率、注重投资回报，而不是什么都做。”

　　 陈笛，“结果怎样呢？”

　　 “结果是，上市后的企业反而更加什么都投，原来要做扩张投资时，一些国有企业可能首先要从相应政府部门批资金，批的手续很多。可是，现在，上市公司不再完全是国有的了，其投资决定不完全要经过政府部门批，而是由董事会批准，可董事会又不起作用，同时，中国的股民又不太管公司经营的好坏，只看股票价格是2块还是8块，并且也不一定知道什么商业模式最有利于通程等公司赚钱。到最后，改制上市后的中国公司反而有更多资金，进行更多的跨行业横向扩张。本来，对于股市投资者来说，他们应该更希望每个企业都专注一个或两个相关行业，把这一两个行业做好、做精，因为，如果跨行业投资更好的话，投资者自己也可通过分散投资组合来达到目的，不需要这些上市公司去做。上市公司应该专，跨行业投资留给投资者自己去做。”

　　 陈笛，“不过，中国企业之所以喜欢做大，喜欢什么都做，是不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