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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的博客

人的幸福感在于制度建设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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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出生于革命老区湖南茶陵,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86年去美国留学,放弃了攻读7年的计算机专业,转而学习经济,并于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 曾经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现在是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 ,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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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建亚洲共同市场须打破家族关系网  

2009-04-15 09:23: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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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建亚洲共同市场须打破家族关系网
 
亚洲国家寻求建立共同市场,以与其他发达经济“脱钩”。如果能建立跨越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的自由贸易统一市场,其好处当然显而易见,亚洲有38亿人口,占世界的62%,其生产潜力、消费潜力自不用说。

陈志武
第一财经日报

1986年8月,笔者来耶鲁大学留学,住在研究生宿舍,同楼里有许多外国学生,包括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非洲、拉美和欧洲的同学。初来美国,觉得跟西方人接触距离不小,另一方面,结识韩国、日本同学后,发现在待人接物、文化上,他们跟中国人是这么像。 那年秋天,一次在共用的厨房做饭时,顺口跟旁边5位韩国学生说,“我们东亚人这么相似,文化上也这么相近,东亚国家为什么不形成经济,甚至政治共同体,为何非得跟差别这么大的西方国家凑在一起呢?”

我话没说完,一位韩国同学把筷子往桌上一砸,愤怒地说,“当年日本就是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由,侵占韩国、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的,我们决不能再上当!”他是如此愤怒,让我这个没有别的用意、很平淡讲出一时感想的人吃惊。

还在继续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亚洲造成极大打击,这种时候,我们当然关注亚洲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为了减少东亚经济今后受全球危机的牵连,是否可以通过强化亚洲共同市场体系,使其更能自成一体,独立于世界经济、自我增长?

二战后的东亚经济模式

二次大战期间,因军运需要,批量造船技术迅速发展,世界海运容量激增。二战结束后,这些造船技术,加上新闲置的大规模海运容量,使跨国贸易成本大跌、贸易容量大增。加上工业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可以轻易跨国移植,这些对想走出农业社会、人口又众多的亚洲国家来说,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且是仅仅靠出口制造就能快速发展的机遇。

二战之后,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以及后来的WTO为基础的贸易体系,是基于规则而不是基于炮舰的贸易体系,对于没有殖民传统的亚洲来说,这种跨国秩序变迁也当然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商机,也使出口贸易成本大大降低。

这些构成了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得以成功的基础。先是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然后是60年代、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再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内地,一个个亚洲国家先后利用自己的劳动力优势,最大限度地享受制造技术“红利”和经济全球化“红利”,以投资和出口制造定义本国经济的增长引擎。亚洲国家经济成功的共同特点是如此相同,以至于不管是谈到日本、韩国等国的增长经历,还是谈到中国的增长奇迹,大家都可以用“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来统称,因为大家都靠投资、靠出口。

或许,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给亚洲带来的“双红利”太强,使亚洲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都没有转型经济模式的压力,也就没有动力从增长依赖外需改成靠内需。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挑战过亚洲经济,但是,那次由于西方经济正处互联网热潮中,新经济(行情论坛)带来的增长刺激了发达国家的消费,转变成对出口型亚洲经济的产品的需求,再加上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完,所以,只要外部需求还强劲,亚洲国家在不改变经济模式的前提下也能从危机中走出来。结果,那次金融危机并没有使亚洲国家采取根本性的改革,内生增长的能力继续不足。

就这样,在美国次贷危机于2008年9月急剧恶化成全球金融危机后,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去杠杆化”,银行回收贷款,投资公司收缩布局,投资者不再愿意冒险,消费者不敢花钱。于是,亚洲的出口全面受挫。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台湾GDP同比下跌25.3%,韩国跌20.7%,新加坡下滑16.4%,日本下跌12.7%。这些经济体的缩水幅度都很惊人。

亚洲共同市场的愿景

打击之下,亚洲国家寻求建立共同市场,以与其他发达经济“脱钩”。如果能建立跨越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的自由贸易统一市场,其好处当然显而易见,亚洲有38亿人口,占世界的62%,其生产潜力、消费潜力自不用说。

亚洲无疑已经是世界的生产制造基地。除了工业革命和规则主导的全球贸易秩序之外,亚洲生产潜力相对容易发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铁的纪律”就能组织好大规模生产。特别是受儒家“顺从”文化影响深远的东南亚社会,把人当作生产组织中的“一颗螺丝钉”也能接受。

但是,亚洲巨大的消费潜力却难以实现,如果消费潜力不能发挥出来,亚洲共同市场就难以自成一体,与其他区域经济“脱钩”就不能成为现实。

那么,为什么亚洲经济难以内生出足以支持其自身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呢?这当然不是新问题,因为亚洲人口今天占世界62%,200年前更多,占世界总人口70%,如果论消费潜力,那时候更高。二战之后的60年里,也是因为亚洲国家本身的需求不旺,才靠出口带动增长。有几项结构性因素抑制了亚洲国家消费潜力的发挥,或者说让亚洲经济难以与世界经济“脱钩”,而这些因素还将继续,阻碍亚洲经济的“脱钩”进程。

第一,亚洲社会储蓄率高、消费低,这是众所周知的。当然,并不是亚洲人天生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金融市场欠发达,不能为各种家庭提供方方面面的金融理财、风险配置产品。

比如,亚洲的企业债市场不发达。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其有过尝试,但那次危机把刚萌芽的企业债市场打了回去;各类消费借贷证券市场不发达,过去几年开始有起色,但这次危机也会使这些金融创新停顿或放缓。以前,亚洲的金融市场发展主要是为企业融资服务,针对消费者、家庭的金融发展相对较少。的确,对于侧重生产制造、侧重投资的亚洲经济模式而言,为生产企业融资自然是重点,可是,这也恰恰是问题所在,忽视消费金融市场的结果是,老百姓储蓄必然高,他们只能靠银行储蓄这种单纯的金融产品解决养老、保险、投资等各种需要,这不仅效率低,也使人们不敢花钱。

第二,由于亚洲国家的民主总体还年轻,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国家的财政开支基本都不如西欧、美国那样侧重民生,生活保障、医疗、养老、教育等的费用更多由老百姓自己支付。这意味着,老百姓必须多储蓄、少消费。

第三,亚洲社会不完全是法治社会。正因为这样,从韩国到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中国台湾、新加坡甚至中国香港,其经济和政治的家族色彩很浓,他们通过联姻和其他方式,形成牢固的商业和权力相结合的关系网。这些封闭的关系网垄断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升迁机会,使社会中低层子女难以有同等的经济机会、创业机会。这种固化的关系网压制经济创新活力,抑制内需增长的原动力,同时也使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结构难以改变,有钱人更有钱,这必然不利于消费的增长。

上面这些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性因素,可以改革,但不是几年、几个月能改变的,这些是基础制度性改革。更何况正如前面讲到,由于我们熟悉的原因,东亚国家之间的历史包袱会挑战亚洲共同市场的形成。所以,亚洲经济跟世界“脱钩”,这一问题可以探讨,但近期难以实现。

(作者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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