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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的博客

人的幸福感在于制度建设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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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出生于革命老区湖南茶陵,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86年去美国留学,放弃了攻读7年的计算机专业,转而学习经济,并于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 曾经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现在是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 ,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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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15:“无股权不富”  

2008-09-12 16:30:51|  分类: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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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15:“无股权不富”

  陈志武 /文

  2008年6月21日

  “陈笛,长大后你想做哪行?我知道,你的目标是二十岁成百万富翁。可是,做哪一行最适合你成功呢?”

  陈笛,“以前谈到过做电力、能源公司,但你说那些行业政府管制多,不容易自由创业。不过,我一直想创作儿童漫画,写成可爱的漫画书,然后,再根据这些漫画延伸出许多服装、玩具、文具用品等产品,就像迪斯尼那样,延伸出整个相关的产业。特别是,这些书、玩具、文具不仅可以先是英文的,同时可以翻译、调整成中文、日文、德文等等。 这样,不就有很大发展空间吗?”

  “这很好,看来,今年暑假你可以开始设计、写作漫画书了。不过,也许,你也可以考虑今后办基金管理公司,成立股权基金,吸收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把钱委托给你,帮他们用钱赚钱,这样,你也能成亿万富翁。”

  陈笛,“但是,那种工作听起来不太让人激动,就只是做股权买卖投资?”

  “以前,中国有句俗话说,‘无商不富’。这话说的有道理,只是传统的‘商’最多只能带来小富,比如,即使你搞异地贸易,从一个价格低的地方买下货,运到价格高的地方去卖,就像刘向从中国制作衣服、然后到美国卖一样,一件衣服能赚毛利10美元、20美元,10万件衣服才能赚100万、200万美元毛利,但是,这中间成本也很高,卖10万件衣服也不容易,到最后去掉成本,不会剩下多少利润。传统的餐饮业也如此。换句话说,这些靠卖东西、卖服务的传统商业,本身可以赚钱,总比一般工薪职业者能赚更多钱,但是,这些传统的经商做法只能成小富,成不了亿万富翁。”

  陈笛,“那你的意思是,怎样才能成亿万富翁呢?”

  “现在,中国的俗话‘无商不富’,应该改成‘无股权不富’,至少是无股权难以‘大富’。差别在哪里呢?传统商业都是以卖产品、卖服务赚当前的钱为特点,这样你得一天一天地去赚、去累计,但毕竟人的实际生命有限,每天的买卖赚得再多,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么多天,而且还有生病、节假日等等。但是,有了股权交易市场之后,比如股票市场,财富增长的空间就根本改变了,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股权价格是未来无穷多年的利润预期的总值,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公司办成功了而且职业化的管理也到位,那么,这个公司就具有无限多年生存经营下去的前景,拥有这个公司的股权等于拥有了这种未来无限多年收入流的权利。当你卖掉这种股权时,等于是在卖出未来无限多年的利润流,这就是为什么靠股权赚钱远比靠传统商业利润赚钱来得快,财富规模来得大,你想,一个人靠自己一天天地累积利润,靠自己的长寿来最大化个人财富,怎么能跟一个通过股权交易能把未来无限多年的利润今天就变现的人比呢?后者的利润总和是不受自然人的寿命限制的。”

  陈笛,“你是说,这就是为什么盖茨、李彦宏、施正荣能二十几、三十几岁能成为亿万富翁?”

  “是的。不过,自己创办职业化管理的公司、培植公司无限多年生存下去的能力、从而使股权具有极高价值,这不是唯一实现‘股权致富’的方式,办投资基金公司、做股票投资者也能做到这一点。比如,今天美国最大的证券基金管理公司---富达投资基金公司(Fidelity),它今天管理近两万亿美元的财富,也由于该公司的成功,他的主要创始人约翰森先生家族早就是亿万富翁。为什么这个公司能这么成功?其背景是什么?

  “最初的富达基金成立于1930年,但由于之后的经济大萧条,证券基金没有起色,难以募集到个人或机构投资者的钱。1943年时,约翰森先生接手负责管理该基金,到1946年,其管理的资金总额才1300万美元,不是很大。在那种情况下,很难说富达基金公司的前景怎么好,连当时整个基金管理行业的前景都暗淡,因为到那时为止,人们还不知道证券投资基金是咋回事,即使人们有点钱,也会觉得自己买卖股票就行了,为什么要找专门的投资家去代他们做投资呢?整个投资基金业的立足点还没找到。”

  陈笛,“那么,后来的发展是怎么出现的呢?”

  “对富达基金管理公司最大的颠覆性事件是,1952年它聘用蔡志勇先生。这简直是传奇式故事。蔡先生1929年出生在上海,读完高中,l946年只身赴美国留学。1952年他在波士顿大学念MBA学位,还没有读完学位,就于当年决定去富达公司做周薪50美元的初级分析员工作。1957年,因为蔡先生的建议,富达基金公司决定推出一只叫‘富达资本基金’(Fidelity Capital Fund),并由蔡先生做该基金的投资总经理。

  “蔡先生的最大突破是改变富达以往保守的投资方式,也就是,原来的富达基金主要是投高分红的公司股票,在蔡先生看来,买这些股票就像买年利率固定的政府公债一样,一年到头主要靠分红赚钱,跟政府公债、跟银行存款的年利息差不多,这样风险是小,但是,这种股票让你永远也富不了,他觉得这种投资基金等于是在跟银行存款竞争,没有意义。他认为,真正能体现股权投资价值的是那些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公司股票,那种公司才是股权投资的意义所在,否则还不如把钱存银行!那些具有高成长型的公司,它们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会几乎是无穷的高,那么,这些公司股票的未来收入预期的总值也几乎是无穷大!投资这样的公司才是真正的致富之路!所以,他管理的富达资本基金只投他看好的高增长型股票。结果,他的基金投资回报每年超过50%,这简直是奇迹,很快地该基金吸引了许多个体投资者的钱,基金总值几年内上升到10亿美元,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证券基金。也因此,富达公司的形象和品牌在美国轰动,成为美国基金管理业名誉最高的企业。也正因为蔡先生的投资理念,整个证券投资基金业找到了区别于银行的立足点,那就是,不是让投资者赚稳定的保值型红利收入,而是给他们提供‘股权致富’的选择!这样一来,富达投资基金公司就有了后来快速发展的立足性主题了。”

  陈笛,“不过,公司分红的红利收入不是也很好吗?那种红利看得见、摸得着,也很安全,这不很好吗?”

  “这就看你追求的目标了。如果你想为已到手的钱保值,要稳定性收入,高红利的公司当然好,可能比存银行好一些,但是,这不是‘股权致富’的路!比如,在1926年时,如果你把一万美元投资到美国政府公债,然后将每年的利息加本金再重新投入新的政府公债,到今年,细算一下,那一万美元增长到79万美元,这数字不小吧?只是如果从1926年开始,把这些钱年复一年地投到成长型美国小公司股票中,那么,那一万美元今天就增值到1亿5千万美元了,你今天就成了亿万富翁了!这个例子是根据真实数据得到的,你看,是投资高增长型股权、还是稳打稳地买国债或者存银行,最后的致富结果有天壤之别!

  “所以,只要你专门挑选有增长前景的公司,不管它有没有有形资产,投资股票或者办股票投资基金,也可以让你享受到‘无股权不富’、‘股权致富’的好处。相比之下,如果你投那些高红利收入型的公司股权,那种股权更像银行存款,只能漫步走,不是致富型,而是保值型的。高增长型公司才是股权致富的意义所在。”

  说完这些,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涉及到,就是,传统中国也有股份合伙企业,那些股份虽然没有活跃交易市场,但不也是可以买卖吗?为什么以前就不能以“股权致富”?这就涉及到现代和传统社会的核心差别问题,亦即产权保护体系和契约交易(证券交易)所要求的配套制度架构问题。首先,一个公司的管理是否能够足够职业化、非人格化?这决定公司的寿命是否能超过创始人的生物寿命、是否能“无限地”活下去。如果公司的管理不能与创始人、主要股东的自然人格脱离开,如果公司的利益和股东的不能分开、公司没有独立的“法人”人格,那种企业就没有自身的独立生命,顶多是自然人为了小打小闹的短期生意而设,企业的生命跟创始人的生理寿命捆绑在一起。

  就以费孝通、张之毅先生写著的《云南三村》中的玉村为例,1943年当张先生回访玉村考察时,他发现玉溪旧有富商基本走向衰败,说,“我们看过以上玉溪四户富商之家的衰败情况后,最深刻印象是像文兴祥、冯祥这两位本人兴家的人一经死去,商号即因无人经营而停业。…… 由于本人在世经营商业时,家中兄弟子女等家人,几乎都是闲散过活,并多有烟、赌等不良嗜好,以致家人中没有一个成器的,所以本人一死,一家即后继无人。”当然,费、张两先生谈的情况含义甚广,为什么文兴祥、冯祥这些创业者在世时没有培养“接班人”?公司的管理显然没有程序化、非人格化;为什么除了自己的亲属、亲戚外不能在更广泛范围招募职业化经理?从这个意义上,基于血缘、不超出血缘的儒家文化是“股权致富”的文化制度性障碍。--- 这个问题当然很大,另文再谈。

  其次,即使企业能够发展到非人格化管理、进而能够无限多年地生存下去,也就是说,利润流可以是无限地长久,那么,企业的股权作为一种长期产权是否能得到保护,这极为关键。如果产权(特别是无限长久的产权)的所有者得不到保护,那么,公司的生命不管有多长,其股权还是难以有交易市场,至少没有人愿意出高价,就也不会有“股权致富”的通道。

  最后,股权的交易市场必须足够的广泛,交易成本必须足够低、交易量足够大,否则,股权没有流动性,价值不会太高,“无股权不大富”就难以成立。所以,法治和产权保护体系是一个社会能否从简单的“无商不富”过渡到“无股权不大富”的基础。

  这些内容对陈笛有些难度。不过,通过以前许多案例的讨论,她总体上还能知道这些差别。只不过,至今为止,她还是不认为办股权投资基金公司是个“正式”的事业,总觉得那不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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