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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的博客

人的幸福感在于制度建设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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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出生于革命老区湖南茶陵,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86年去美国留学,放弃了攻读7年的计算机专业,转而学习经济,并于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 曾经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现在是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 ,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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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区域发展战略热应该降温  

2007-08-19 13:39:5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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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岑科

点击进入陈志武专栏

7月26日,《中国企业家》记者接到陈志武教授的电话。他说他刚参加完一个主题为“中部崛起”的研讨会,从湖南回到北京,有些话想说。于是,在相隔半个多月后,记者再次与他见面。

谈话是围绕他最近参加的这次活动开始的。这次会议上,来自地方政府、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人员济济一堂,对“中部崛起”战略进行交流和探讨。

“给我印象最深的大家对区域发展战略非常热衷,比我想像中的要热衷得多。”陈志武说,“大家一窝蜂地谈政府要干预这个、干预那个,兴奋的劲头让我很吃惊。”而在陈志武看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权利平等和交易自由。

当他把自己的疑惑向身边的一位专家表达时,这位专家说,“你们这些搞经济的,如果不搞出点战略规划,还有什么用?”这时,陈志武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异类”。由于长期在国外工作,陈志武参加类似活动的机会不多。此时,当他看到有这么多的学者和官员对区域发展战略如此热衷时,很难再保持沉默。

区域发展战略帮不了中部

《中国企业家》:您参加的这次会议的情况怎样?

陈志武:这是关于“中部崛起”系列研讨会的一个分会,接下来可能湖北、河南、江西、山西各省都要开,或者已经开过了。

这次到湖南以后,我感到在北京的经济学和相关的学科圈子里,大家关心的问题和视角跟省会城市里面的学者和决策层关心的问题和视角,差别是非常大的。在北京,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过分的政府干预,只能是产生更多的扭曲,导致更多的资源浪费,更不用说导致更多的寻租机会和腐败等等一些问题。但是到省一级或者地区一级的话,人们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跟计划经济时代差不多。多数的省会城市在思维上面还是相信什么东西都要靠政府,靠政府的政策。在湖南的会议上,有一位官员讲了这样一个观点:“政策是最伟大的”。他举例说:没有政策怎么会有深圳?没有政策怎么会有上海浦东?没有西部大开发的政策, 西部经济崛起怎么会有希望?所以他们主张国家要比照“西部办”、“东北办”的规格,成立“中部崛起”办公室,以落实优惠政策,把更多的资源向中部省份倾斜,等等。开完会后我想了很多。与会的人士一窝蜂地希望政府干预这个、干预那个,但是没有人去好好想一想,过去这么多年,在国家强大的行政干预之下,中部的这些省份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今天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是如何造成的?说到底,等到中部这些省份都得到特别照顾的时候,全国各个省市基本上都被照顾一遍或者同时都被照顾了。大家都要得到特殊待遇的话,就没有人特殊了,道理就是这样的。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会这样?

陈志武:因为如果由中央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来调配资源的话,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在全国的省市之间,经济最好的省市和经济最差的省市能得到更多的好处,而那些中等水平的省份什么也得不到。

道理很简单: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官员要考虑自己的仕途。像北京、上海这些具有符号意义的城市,既是高级官员居住的地方,又是中外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把它们经营好,很容易让人感受到经济发展的成就,也有利于提升政府的形象,所以它们不会被忽略。

另一方面,如果把资源投放在偏远地区的话,即使那里的经济被改进了很多,也没有多少人感受到,对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官员来说没有好处。只有偏远地区的居民的生活水平实在太低,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才会引起资源分配部门的重视。那些穷省最后会被照顾到。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中等发展水平的地区,往往得不到优惠,反而要做出牺牲。

《中国企业家》:也就是说,中部省份实际上是区域发展战略的受害者?

陈志武:从权利对等的角度来讲,任何政策的优惠都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权利受到了歧视。换句话说,当政府采取某一种区域发展战略的时候——不管是建立深圳特区还是重点发展上海,是西部大开发还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些大的战略都意味着全国其它地区居民公平的经济权利受到了侵害。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可以说是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下唯一可能接受的变通方式。但是到了今天,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多年,我认为,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为了发展某个地区,或者照顾某个群体,就堂而皇之地去损害其它居民和群体的经济权利。

国有银行体系加剧“不平衡”

《中国企业家》:您刚才讲到行政官员在资源分配上会有倾向于少数几个大城市或者标志性工程的偏好,那么人们会问,他们手里掌握的资源是什么?

陈志武: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如果没有目前计划色彩浓厚的国有银行体系的存在,那么行政官员们的这种偏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损害,造成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状况扭曲和不平等也不会这么大。

道理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和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做一个对比。当时清政府没有国家银行体系,到1898年的时候,国家投资办的第一个银行——户部银行刚开始做。那时候,中央政府没有任何能力把全国老百姓的储蓄或金融资源通过任何方式调配到北京,由北京的清政府来支配和决定怎么样花。政府即使想重点发展北京,重点发展上海或者是任何他们喜欢的地方,也很难做到。像我的老家湖南,那个地方当年可能不一定那么富,但是不管怎样,一百年前当地农民的积蓄,一个是在本地老百姓之间做借贷;还有一个是通过钱庄把这些钱收集起来以后, 又投放到本地的企业或者老百姓家庭中。所以我们很容易想像,那时候全国各个地方间的经济增长机会和发展水平,总体是比较平衡的。因为本地的资源基本上被用来发展本地的经济、增加本地居民的收入。

但是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农村的居民也有相当多的储蓄,他们的钱通过国有银行在全国2800个县里面的分支机构吸收进来,相当多的是由北京或者各个省会的工行、建行、农行、中行总部和分部,来统一调配这些金融资源到底投入哪些项目、由哪些企业去使用。最近我看到一个数据, 2002年,工行、建行、中行吸收的农村存款占所有农村存款的36%(农行特殊一些),但是从农业贷款的比例来看,工行、中行、建行在农村的放贷占各金融机构农村总的借贷的比例还不到2%。这说明国有银行到各个乡、各个县吸收存款以后,把这些存款大部分抽回到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性大城市使用,其必然的结果是:不同地区尤其是那些大城市和其它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国有银行的垄断加重了不同地区之间人们收入和就业机会的不平等。

我做这样的比较,并不是主张把各地的金融市场分割开来。我想强调的是目前的金融资源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或其它国有金融机构统一汇总以后,在分配机制上,如果不是根据市场导向,市场的价格体系来决定这些集中起来的金融资源如何投放到各个地方,而是简单地由一些行政官员做配置的话,最后很多非市场的人情关系因素,可能会决定到底哪些地方得到了大部分的资源,哪些地方得到很小一部分的资源。

搞活民间金融是一条出路

《中国企业家》:话说回来,如果没有政策优惠,那些自然条件不好的贫困地区怎么办?

陈志武:这个问题好多年来一直困惑了很多人。扶贫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扶贫。

拿西部大开发来说,我没有查过到底投了多少钱,至少有几千亿吧?把这几千个亿投到西部省份的效果是什么呢?据我的了解和观察,最后主要是在西部做了几个大的标志性工程。但这几个标志性工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影响到西部这些省区的真正穷人呢?对他们可能有一点点辐射效应,但多数人感受不到。

首先,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本来就不应该在西部建这么多工厂和工程。因为它的运输成本很高,你要把原材料运过去,还要把产品运出来,陆路运输费用很高。此外,在投资环境等其它因素上,西部的生产成本也要高于沿海。政府如果硬要在西部投资,效益很难保证。企业不愿到西部地区投资,一定有经济上的道理。政府与其违背市场规律硬要往那边投资,不如把这些的钱重点放在交通运输条件很方便、投资环境很成熟的地区。

其次,在当地建几个大工厂、大公司,修几条公路,也许可以提供几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为当地的GDP增长做出贡献,会改变几个宏观指标。但是,与几百万、上千万的贫困人口相比,这样的改变实在是微不足道,很难真正改善西部人民的贫困生活。

所以,与其把几百亿、几千亿的钱砸在几个大的标志性的工程上,不如提供一些扶贫救济的方式。一种方式是对很贫困的家庭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让他们不至于活不下去。其次,应该向贫困家庭提供免费教育,向他们提供迁居到其它经济发达的地方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机会,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

《中国企业家》:如果放弃区域发展战略,您认为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代替?

陈志武:我认为关键是要改变社会中进行交易所需要的制度成本。只有当政府和相关的制度架构使得市场交易成本大大减少时,才能使每个人有能力、有机会更好地调动本地的资源,通过更多更活跃的交易让经济滚动发展起来。由此产生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意义上高效率的增长。简单地靠中央给它们分过来几千亿、几百亿,盖几座楼,几个新的工厂,建一些公共设施,这种强制性的战略扶贫或者发展经济的方式,不能够从根本上启动本地经济的引擎,有一点像打强心剂,难以持久。

《中国企业家》:您有什么具体建议?

陈志武:与搞“大工程”对应的一个办法就是促进民间金融的发展。我说的民间金融更多的是强调民间的银行、钱庄、当铺,还有小范围内的个人消费借贷或者投资借贷安排。这样的民间金融的发展,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成千上万的家庭更实在,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去进行自己认为能够最赚钱的经济活动。这也是浙江模式的核心。

所以,我觉得真正可以改变一个地区收入增长水平的是浙江民间金融模式,而不是西部大开发模式——几千亿的投入不管怎么花,其辐射效应也是有限的。

退一步讲,要让每一个省都得到几千亿的贷款,也是不现实的。目前,因为政府可以完全控制全国的金融资源,也许少数几个省在一年里可以得到几百亿、上千亿的贷款,但是绝大多数的省不可能在同一年里面得到这么多资源。所以对于大多数的省份来说,尤其像中部的湖南、湖北这些地方,还想靠中央政府的倾斜来发展经济,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它们更应该学习浙江,把民间金融搞活起来,使本省内部可以产生更多的经济需求和消费需求。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为更多的家庭提供更好的收入增长机会,最终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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